3、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

尽管山东诸侯国视秦人为野蛮落后的西方戎狄之族,不知礼仪人伦,很少与其通使聘享。但秦人却自认为是明习礼仪法度的文明部族。《史记·秦本纪》记载穆公三十四年(前626年)接见戎王使者由佘时问道:“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尚时乱,今戎夷无此,何以为治,不亦难乎?”秦人之所以认为自己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自然文明程度高出戎狄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秦人进入关中占有西周故地后,大量吸纳周文化,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周的礼乐制度文化。其实秦人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也经历了一个从逐渐认识到全面汲取的过程。据《诗经·秦

风·蒹葭》的《毛诗序》云:“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礼,无以固其国焉。”可见在秦襄公时代,由于初据关中,国事草创,还没有充分认识到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后随着周余民的大量收纳和政权建设的现实需要,秦国统治者的认识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正式与西周的礼乐法度接轨并迅速成为治国理政的主要特征。秦人吸收和承袭西周的礼仪制度,已经从考古发掘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如秦都雍城发现的属于春秋早期的秦国一号宗庙建筑群遗址其建筑布局与结构及其用太牢,少牢之礼祭祖的遗迹,均与周礼相关规定相吻合;

三号宫殿建筑群遗址位于宗庙西侧,也符合周礼中“左祖右社”的规制原则。在葬仪制度方面,秦国的中字号大墓,士大夫墓皆有棺有椁,其随葬礼器的组合车马坑、人殉等,已与天水秦墓的葬仪有了明显的区别,更接近于周礼规定。

秦以礼乐法度作为治国法则一直延续到秦献公时代,长达400年之间这一指导原则无重大变化。在此期间正是周室衰微,“礼坏乐崩”的时代。即使孝公时任用商鞅变法,以法家思想作为治国的主导思想,秦始皇时并辅之以阴阳五行家的五德终始说作为治国的主导思想,但对礼乐制度并未全部摒弃。《史记·礼书》云: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礼的本质是统治者用来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借以区分贵贱、尊卑、长幼、亲疏的工具。社会形势虽不断变化,但所有的统治者对利用礼乐制度作为统治工具是相通的,故对前代的乐礼制度稍加改造就可利用。《论语·为政》:“子曰:股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秦因于周礼,但有损益和创新,成为秦文化体系中的礼乐文化。礼的内容庞杂,依《周礼·大宗伯》的说法,西周的礼大致分为吉、凶,军、宾、嘉等五类。有学者曾将《秦会要》礼部所列内容,与《周礼·大宗伯》所列五礼的内容列表相比较,发现有大量相同的礼仪,但也有不少新的内容。这说明秦帝国的礼制是遵依周礼的礼典法经损益改造建立的,并成为秦以后各王朝礼制的基础。

4、“文字犹有丰镐之遗”

随着考古资料秦文字的不断发现,秦国至秦王朝五百多年间秦文字的发展演变,虽还有缺环但大体脉络已渐清晰。“不其簋”铭文是最早的秦文字资料,记叙了秦庄公与周宣王四年在西垂破西戎的战役,铭文的风格与西周晚期文字完全相同,说明秦人在襄公始建国以前在陇西就已经开始继承周文字。传世的“石鼓文”字体为籀文,文体为诗体,诗句与《诗经》中的某些诗句极为相似,估计是秦人在开始继承和使用周文字尚不熟练,留下了明显的生搬硬套的痕迹。甘肃礼县大堡子山两座秦公大墓(可能为襄公及文公墓)出土的一批铜器铭文,陕西宝鸡县太公庙村出土秦武公(前697-前678年)作的秦公及王姬钟镈上长达135字的铭文,明显地继承西周晚期文字的风格。秦公一号大墓的石磬铭文的字体与语法结构,都与西周晚期青铜器上铭刻的篆文相同。这一时期的秦文字较西周器铭常随字的笔画多寡而形体大小不均、随意错落的情况稍有变化,初步显露秦字整齐劲秀的意味。尤其是宝鸡秦公及王姬钟鎛铭文的字体已有一定的秦篆风格,。可以看出随着进入关中之后“周化”过程的逐渐加深,秦人的文化素质得到了显著提高,对西周文字的驾驭越来越熟练自如,并且有了自己的创新,依据周文字的结构朝着简省、规范、方正,匀称、典丽的方向发展。经过春秋战国漫长的不断变化终于形成典雅的小篆体及书写便捷的隶书。所以国学大师王国维评价说:“秦人居宗周故地,其文字犹有丰丰镐之遗。”

5、周秦农业、手工业文明的对接

周秦农业、手工业文明对接的过程,实际上是秦人、秦国主动学习吸收西周农业文明和手工业文明的过程。建国以前秦国的社会经济比较落后,在进入关中收纳了大量的“周余民”之后,秦人的农业手工业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从耕作技术看,秦国统治下的关中在改良土壤、深耕细作及田间管理方面已经居于关东各诸侯国的前列。从农业工具看,秦国是春秋时期较早使用铁制农业工具的国家之一,《诗经·秦风》用“驷職孔阜”之句形容秦开国之君襄公的驾车之马,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认为“驥”为“铁”字的异写,“驷職”是形容马的颜色如铁,可见在春秋初年的秦国,铁器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重的常见之物。陕西长武县一春秋早期的秦人墓葬中出土了铁匕首一件,甘肃灵台县景家坪一春秋早期的秦人墓葬中出土铜柄铁剑一把;秦公一号大墓出土的铁铲铁锸、铁鎛三件铁制农用工具,都是锻铸铁工艺的产物,可见秦国在关中直接继承了西周的先进技术并加以改进,普遍使用铁制农业生产工具。到了秦穆公时期,秦国农业生产的发达与储粮的丰富已引起关东国家注意和倾慕。秦穆公曾调集大批粮食救济东方大国晋国的灾荒,运粮的车船从秦都雍城到晋都绛都一路络绎不绝,如同发动大规模的战争一般,故史书上称为“汎舟之役”。

西周时期最发达的文明是青铜制造业。秦人早就对周人的青铜文明充满了崇敬与向往,如传世的一件名叫“过鼎”的青铜器物,原是西周贵族东迁时遗弃在关中的寻常之物,后为秦文公所得,视若珍宝,在原器物上加刻新铭文,死后又嘱咐作为随葬珍品埋入墓中。陕西宝鸡西高泉村1号墓出土的一组青铜器物中壶、豆2件,也是西周遗物,“进一步体现了秦人对周文化的倾慕之情。陇西秦墓和关中秦墓出土的大批青铜礼器、用器,无论是花纹雕刻与冶炼铸造水平,都具有晚周遗风,表明秦人在开国前后,全面继承并发展了西周的青铜器生产技术。在陶器、漆器、金银器、玉器及丝织业等手工业方面,秦人接受和消化周文化的表现也很突出,均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当然,秦人对周文化的态度也不是照单全收、全盘周化,而是一种有选择的吸收,有限度的消化。比如,对于西周宗法文化的核心内容—嫡长子继承制,秦人就没有吸收,而是在扎根陇西以后和商鞅变法以前长达几百年的时间里一直实行“择勇猛者立之”的君位继承制。这种继承制一方面是秦人保留了游牧民族特别是戎狄文化中“高上气力”的传统,一方面也与秦长期处于战争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体现了秦文化与西周文化崇尚仁义的不同特质,反映了秦文化的浓厚军事色彩。

结语

秦人在扎根陇西和挺进关中的时代,正处于西周晚期和春秋时期以奴隶制为文明为核心的周文化处于全面崩溃的时期,“礼崩乐坏”是这一时期主要特征,关东大地一种新型的封建制文化正在悄然崛起。相对落后的秦人接受的周文化虽然比自身文化要先进许多,但已经是一种落后于时代潮流的文化。所以周文化虽然帮助秦人取得了建国立业的巨大成就,并造就了秦穆公时十期“昙花一现”式的短暂辉煌,但很快就在东方封建制改革后形成的强大军事冲击波面前显得后劲不足,发展乏力,国内政局也陷入了长期动荡不安的困难局面。勇于开拓进取的秦人很快就意识到周文化的落后性和给本部族发展造成的局限性,在秦献公时期开始了新的改革,向东方先进的封建文化靠拢。此后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给秦文化注入了新的强大的活力,使秦国获得了第二次“跨越式”发展,为秦始皇以后削平六国、混一天下奠定了雄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