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光胜[1]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

摘　要：武王八年，召公、周公尚未受封为公，他们担任主宾、主人，并未违背《燕礼》“公卿不为宾主”的原则。“客”字在春秋中期以前已经出现，并不限于指国外来宾。“作歌一终”的“作”字是指演奏，武王、周公并未当场清唱，武王酬周公酒可能是由于周公在戡黎征伐中有着突出的功绩，《耆夜》看似“违礼”的种种表现，实际上都可以获得合情合理的解释。饮至礼与燕礼既有相同之处，又存在明显差异，“与《仪礼·燕礼》不合”不是证成《耆夜》为今人伪作的充分条件。对《耆夜》真伪的考察应综合各方面因素，单从礼制一方面探究是远远不够的。

关键词：清华简《耆夜》； 《燕礼》； 礼制； 真伪

饮至礼是征战凯旋归来举行的一种军礼，发轫于先秦时期，在封建社会政治生活中延续长达两千余年。《周礼》、《仪礼》、《礼记》保存了古代礼仪的绝大部分资料，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号称是中国礼学的三大宝库。但《三礼》对燕礼、乡饮酒礼等古代酒礼叙述得非常详尽，唯独对饮至礼并未涉及，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2010年《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出版[2]，其中《耆夜》一篇详细叙述武王八年戡黎归来饮至礼的人员分工、坐席位次等情形，《三礼》中饮至礼缺失的面貌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改观[3]。

但丁进先生质疑清华简《耆夜》真实性，说《耆夜》违背了《燕礼》“公卿不为献主”、君主不酬“献主”原则，武王、周公作诗与诗乐一体的宗周礼乐制度不符合，周公做诗无视武王的存在，有“出位”之嫌，本国人士称“客”不称“宾”，与西汉以下文献用词习惯接近。丁先生得出的结论是如果认可《耆夜》所述的礼制为西周早期，就得放弃三礼文献中宴饮礼的知识体系，因此《耆夜》是假简，出于今人的伪造[4]。清华简并非科学发掘品，其真伪问题需要慎重对待，丁先生从礼制方面对《耆夜》真伪提出质疑，非常具有启发意义。但仔细研读丁文，其论证疏漏之处颇为明显，以下逐一陈述，不当之处，敬请丁先生及诸位方家批评指正。

一、武王八年周公、召公未曾受封为公

清华简《耆夜》毕公高为客，周公为主人，竹简整理者对此的解释是饮至礼使周公为主，盖尊毕公[5]。即为尊崇毕公，特意安排周公为主人。《仪礼·燕礼》为诸侯之礼，经文中“公”为诸侯，主人、宾皆属大夫级别。丁文说卿是诸侯朝廷大臣中地位最高者，级别均高于宾和主人，《燕礼》选择宰夫为“献主”是出于避嫌的考虑。周公旦为周武王之弟，是王朝倚重的大臣，在《耆夜》文中与召公奭、太公望一同被称为“公”[6]，如果由他担当“主人”招待宾客，当为极大的嫌疑。

丁文据《耆夜》称周公、召公为公推知他们当时皆担任公卿之职，把“公”当作公侯的爵称，但西周时期“公”涉及到诸侯生前称号与死后追谥、爵无定称等问题，它是不是爵称，至今仍是学界尚未解决的问题。杨宽先生说“公”可以用作执政大臣太保、太师、太史的爵称[7]。傅斯年[8]、郭沫若[9]、杨树达[10]等学者认为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制不能落实，属后人拼凑而成。如果西周五等爵制不存在，那“公”自然不是爵称。盛冬玲等认为西周金文中“公”字都不是指爵称，用作爵称的只是“侯”和一部分“某伯”、“某子”中的“伯”、“子”，爵称之“公”主要见于春秋时期的金文资料[11]。吴镇烽先生指出，凡是西周金文中以公字和爵称、官职、行第、私名分别组成的人名，都是位卑者对其国君、长官、祖先的称谓[12]。《耆夜》“周公叔旦”叔是排行，旦是私名，“召公保奭”保是官名，奭是私名，按照金文爵称之“公”出现的时代及辞例，《耆夜》周公、召公之“公”都不是爵称无疑。

我们认为，对于西周时期的“公”，不能笼统地说都是爵称或都是尊称，要结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把《耆夜》还原到当时的历史场景中考察。《耆夜》的特殊性表现在两点：一是发生时间在武王八年；二是称公的是周公等周初重臣。《礼记·王制》：“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孟子·万章下》：“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传世文献中大量记载周代爵位有公、侯、伯、子、男五等，公为五等爵之首，这些对丁进先生的解释无疑是有利的。但问题是五等爵制滥觞于西周的册命制度，肇始于成王时代周公封邦建国、册命诸侯[13]，而《耆夜》武王八年在成王即位、周公摄政之前，当时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制尚未建立。传世文献中王室执政卿士称“公”，享受公爵待遇，杨宽先生以班簋、旅鼎为例，证明西周存在公、伯两等的官爵制度，实际都是成康以后的事情。

《史记·鲁周公世家》索隐：“周，地名，在岐山之阳，本太王所居，后以为周公之菜邑，故曰周公。”《燕召公世家》索隐：“召者，畿内菜地，奭始食于召，故曰召公。”[14]周公、召公之称源于文王赐给他们采邑。《礼记·礼运》说：“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是谓制度。”文王时期，岐周为殷商的一诸侯国，周公、召公有采邑证明他们仅相当于大夫级别[15]。《史记·鲁周公世家》说：“周公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入商宫。已杀纣，……遍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于少昊之虚曲阜，是为鲁公。”武王十一年，周人灭商，周公才受封为鲁公。类似的说法亦见于《史记·周本纪》，武王克商后，“封弟周公旦于曲阜”。《耆夜》发生在武王八年，周公受封为公在武王十一年，戡黎饮至礼举行时，周公尚未受封为公，仅相当于大夫级别，《耆夜》“周公为主人”，何来违背《仪礼·燕礼》“公卿不为献主”的原则？

丁文认为按照宾主对等原则，毕公、卲（召）公等都是公卿，也不应当担当宾、介的角色。《史记·魏世家》说：“武王伐纣，而高封于毕。”《史记·燕召公世家》：“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毕公、召公受封为公都在武王伐纣之后。《仪礼·燕礼》规定宾只能由大夫担任，但《耆夜》武王八年饮至礼发生之时，毕公、召公都未曾受封为公，同样不能以《耆夜》毕公为宾，说它违反了《燕礼》“宾只能由大夫担任”的规定。

《诗经·大雅·大明》：“维师尚父，时维鹰扬。”《毛传》：“师，大师也。尚父，可尚可父。”[16]《诗经·大明》称姜尚为“师尚父”，是因为他担任太师之职。《史记·周本纪》说：“武王即位，太公望为师。”自武王即位后，《周本纪》、《齐太公世家》皆称姜尚为“师尚父”，武王八年戡黎时，太公已进位为太师。与《史记·周本纪》不同，《耆夜》称姜尚为“吕尚父”，如果《耆夜》中的“公”是指公侯爵位，对应的姜尚应称“师尚父”才对。

西周“公”字是爵称还是尊称，有时很难区分，判断的关键在于它有没有爵位。传世文献中和《耆夜》最接近的是《逸周书》，《逸周书·大开武》说：“维王一祀二月，王在酆，密命，访于周公旦。”《逸周书·柔武》说：“维王元祀一月既生魄，王召周公旦。”这里的王是武王，按照《史记·周本纪》文王受命七年而崩的说法，《大开武》武王一祀、《柔武》武王元祀正相当于《耆夜》武王八年。《大开武》、《柔武》记述武王元年之事时，把姬旦称为周公。《逸周书·酆保》：“维二十三祀庚子朔，九州之侯咸格于周，王在酆，昧爽，立于少庭。王告周公旦。”《逸周书·酆保》篇更是把文王时代的姬旦称为周公。武王十一年克商，此后周公、召公称公或许是因为有爵位，但在武王元祀（武王八年）甚至是文王时期，周公、召公没有受封，没有公侯爵位，《酆保》、《大开武》篇称他们为公[17]，证明“公”对于周公等周初重臣而言确实不是爵称。

清华简《耆夜》说：“卲（召）公保奭为夹。”《耆夜》称召公为保。唐兰《殷墟文字记》：“负子于背谓之保。”“保”凸显的是长者对幼者的“养”，召公为武王之弟，武王年长于召公，因此武王在位时（包括武王八年戡黎），召公不可能担任太保之职。《尚书·君奭序》：“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而为左右。”武王去世时，成王年仅十三岁，无法处理朝政。为辅助成王，召公进位太保。《克罍》铭云:“王曰：太保，唯乃明乃鬯，享于乃辟，余大对乃享，命克侯于燕。”从《克罍》铭可知，成王分封燕国时，称召公为太保。《太保簋》、《旅鼎》、《叔卣》、《堇鼎》及岐山西周卜骨称召公为太保，其时代皆不早于成王时期[18]，可知召公称保是成王时才发生的事，不可能早至武王八年。毕公本姓姬，武王克殷后封他于毕才称毕公，武王八年毕公之称根本不存在[19]。《耆夜》称召公为保，称姬高为毕公，证明《耆夜》并非当时史官实录，而是出于后世儒者的追述。

周公、召公之称源于文王赏赐采邑，《诗·周南·召南谱》：“文王受命，作邑于丰，乃分歧邦周召之地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文王之时，周人迁都丰邑，其后将岐周之地划为周公、召公的采邑。周公采邑在周，召公采邑在召，他们地位尊崇，功绩显赫，后世文献记述周初事迹时，皆尊称他们为公。《耆夜》作于西周中期至春秋前段[20]，它尊称周公、毕公等皆为“公”是很自然的。但《耆夜》称毕公、召公为“公”与克商之前毕公、召公是否受封为公是两回事，《耆夜》称公是袭用后世习惯性的尊称，与爵称之“公”明显是不同的涵义。《耆夜》所叙为武王八年戡黎之事，当时周公、召公等皆不曾受封为公，不能一看到周公担任饮至礼主人，召公为主宾，就说《耆夜》违背了“公卿不能为主人、主宾”的《燕礼》原则。

二、“客”字出现的时代及意指

丁文对“宾”字被取代的历史进程作了归纳：春秋中期以前，有“宾”无“客”；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有“客”有“宾”，“客”与“宾”均指他国来宾，本国人士不称“客”；战国后期“宾客”合称普遍使用，称“客”压倒称“宾”，“宾”、“客”无别；西汉时期“宾”基本上为“客”所取代，本国人士也称“客”，而“宾”的指称功能被“客”和“宾客”所瓜分。先秦文献虽然不多，但丁先生仅靠检索《尚书》中的周初八诰、《左传》、《战国策》和《史记》，就得出了上述结论，其证据材料的搜集明显不够全面。

我们以《诗经》为例，《诗经》是先秦时期的重要典籍，关于《诗经》的成书时代，高亨先生认为是从西周初期到春秋末期[21]，程俊英先生认为《左传》引诗95﹪都见于今本《诗经》，可见春秋时期《诗经》已有固定教本，她把《诗经》成书的下限定在春秋中叶[22]。据《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公元前544年，吴国公子季札到鲁国聘问，鲁国的乐师为他歌奏《国风》、《雅》、《颂》，基本上囊括了今本《诗经》的全部内容，证明《诗经》在春秋中期以前已基本定型。《诗经》中七篇出现了“客”字，分别是《商颂·那》，《周颂》中的《振鹭》、《有瞽》、《有客》，《小雅》中的《楚茨》、《白驹》、《吉日》。“客”字不仅单独出现，而且与宾、嘉、有等字构成“宾客”、“嘉客”、“有客”等复合短语。西周金文中“客”字也已经出现，西周中期《愙鼎》：“祝（兄）人师眉蠃王为周客，赐贝五朋。”（《集成》5.2705）西周晚期《仲义父鼎》：“仲义父乍新客（从宀下佫）宝鼎，其子子孙孙永宝用。”（《集成》5.2543）《诗经》与金文相互印证，可知丁先生“春秋中期以前有宾字无客字”的说法不能成立。

《国语·周语上》：“惠王二年，边伯、石速、蒍国出王而立子颓。王处于郑。三年，王子颓饮三大夫酒，子国为客，乐及遍舞。”周惠王二年，边伯、石速、蒍国三大夫联合驱逐惠王，拥立王子颓。惠王三年王子颓宴请三大夫，古代燕飨礼常尊一人为客，子国为王子颓的老师，被尊为燕礼上宾。子国即蒍国，为周大夫，证明本国大夫可以为客。《国语》为战国时代文献，惠王三年为公元前674年，其时代在春秋早期。类似的事例亦见于《国语·鲁语下》：“公父文伯饮南宫敬叔酒，以露睹父为客。”公父文伯为鲁国季氏之后，与孔子同时稍后，露睹父则为鲁国大夫，宴饮时被尊为客，可见春秋至战国中期，客不一定专指他国来宾，本国大夫也可称“客”。丁文认为客只能为他国来宾，不能指本国大夫，从“宾客”词汇的使用轨迹得出“《耆夜》不会早于西汉”的结论恐难以凭信。

三、所谓“东尚之客”

清华简《耆夜》说“作策逸为东尚之客”，整理者认为“尚”通“堂”，释为“东堂之客”。尚、堂韵部相同，皆为阳部字。《耆夜》下文引《蟋蟀》诗：“蟋蟀在尚，役车其行。”和今本对照，尚字读为“堂”，因此整理者把“东尚之客”释为“东堂之客”是有些道理的。丁文对“东堂之客”符合礼制提出否定性意见，认为主人居东，宾客居西，宾客不会越过西堂而入东堂，因此“东堂之客”在礼制上无论如何也解释不通。

检索四库全书，先秦并无“东堂之客”称呼。《尔雅·释宫》曰：“室有东西厢曰庙。”郭璞注：“夹室前堂是东厢。”大庙前为堂，后为室。堂上有东西序，东序的东面，前半为东厢，后半为东夹。西序的西面，前半为西厢，后半为西夹。东堂即为东厢（见图1）。作册逸博闻善对，常侍于王之身后，以备王有事垂询[23]。《耆夜》说：“武王八年征伐耆，大戡之。还，乃饮至于文太室。”饮至礼在文太室举行，所有的重要人物都在堂上饮酒，绝无作策逸一人躲在在东厢内自斟自饮的可能[24]。《礼记·祭统》说：“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禄有功，必赐爵禄於大庙，示不敢专也。故祭之日，一献，君降立于阼阶之南，南乡，所命北面，史由君右，执策命之。”《祭统》说古代国君赏赐爵禄，在太庙内举行，与《耆夜》同。赏赐大臣时，史官执策，处于国君右侧位置。饮至礼上多赏赐册封之事[25]，作册逸负责撰写册命简文、宣布王命[26]，他在东堂内，何人在堂上代武王宣读诰命？何人负责记功策勋？因此整理者将“东尚之客”的“尚”字训为“堂”值得商榷。

我们怀疑简文“东尚之客”的“尚”字应训为“上”。“尚”与“上”均为阳部字，先秦时期多可通假，如《孟子·滕文公上》：“草尚之风，必偃。”朱熹《集注》：“尚，《论语》作上，古字通也。”清华简《耆夜》说：“郘上甫命为司政（正）。”郘上甫即吕尚父，证明在《耆夜》一篇内，“尚”也可读为“上”。

礼书中多有宾东设席的记载。《仪礼·燕礼》云：“司宫兼卷重席，设于宾左，东上。”郑玄注：“重席，重蒲筵缁布纯也。卿坐东上，统于君也。”[27]《燕礼》堂上所布南面之席，以东为上，宾的席位在户牗之间，上卿的地位高于宾，席位被安置在宾的东面。《仪礼·乡饮酒礼》：“宾若有遵(尊)者，诸公大夫则既一人举觯乃入。席于宾东，公三重，大夫再重。”宾客中如果有尊者，一人举觯后，诸公、大夫才能入内。尊者之席设于宾的东面，公席三层，大夫席两层。作册逸历事文王、武王及成王，作册逸是周初著名的史官，地位仅次于太师。我们推测，《耆夜》“东上之客”可能是指作册逸处于主宾毕公东面的尊位，其身份类似于乡饮酒礼中的“僎宾”[28]。《礼记·乡饮酒义》曰：“坐僎于东北，以辅主人。”僎宾相当于饮酒礼的副主人，职责是辅助主人相礼。

《逸周书·世俘》：“武王降自车，乃俾史佚繇书于天号，武王乃废于纣共恶臣百人。”[29]《世俘》记载武王克殷后举行大规模献捷礼[30]，献捷礼包含饮至环节，故《世俘》可作为《耆夜》饮至礼的参照。史佚即作册逸，《世俘》记载武王诛杀纣之恶臣之前，先由作册逸宣读献祭的诰辞，可见辅助武王行礼是作册逸的职责，他宣读诰辞，位置距离武王不可能太远。饮至礼上多赏赐册封之事，作册逸的席位在毕公之东，邻近武王，辅助武王相礼，或许与他负责代宣王命、记功策勋的史官地位与职责有关。一旦理解“东尚之客”的“尚”字应训为“上”，指作册逸席位处于召公之东，丁文对“东堂之客”的质疑便会焕然冰释。

四、关于周公作诗“出戏”问题

丁文说《耆夜》篇周公在《蟋蟀》创作过程中，忘记了自己当时的“献主”身份，完全不顾武王尚在现场，显露出帝王教训大臣的气度，颇有“出戏”之感，一次为凯旋将士举办的饮至礼，竟然成了周公告诫将士的“个人秀”。其实《耆夜》周公“出戏”的做法在今本《逸周书》极为常见，《寤儆》篇记载武王梦见商纣知道了自己图谋伐商的计划，从梦中惊醒，对周公说：“呜呼，谋泄哉！今朕寤，有商惊予。”周公曰：“天下不虞周，惊以寤王，王其敬命！奉若稽古维王，克明三德维则，戚和远人维庸。攻玉祷，赦有罪，怀庶有，兹封福……不骄不吝，时乃无敌。”周公劝戒武王顺从天命，慈爱百姓，赦免有罪，争取诸侯归附，时机成熟后，伐商自然能够成功。武王梦醒胆怯，周公竟成了武王的主心骨。周公俨然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而武王反而成了受教育的对象[31]。武王为兄，周公为弟，武王谋略、胆识皆过于周公，他训诫周公的更多，但《逸周书》中《小开武》、《大聚》等篇记载周公说“在我文考”，他竟多次引用文王的话诫告武王。

或有学者怀疑《逸周书》成书年代偏晚，但《荀子》为战国时代文献则是没有疑问的。周公“出戏”的事例还见于《荀子》，《儒效》篇说：“武王之诛纣也，行之日以兵忌，东面而迎太岁，至汜而汎，至怀而坏，至共头而山隧。霍叔惧曰：‘出三日而五灾至，无乃不可乎？’周公曰：‘刳比干而囚箕子，飞廉、恶来知政，夫又恶有不可焉？’遂选马而进……遂乘殷人而诛纣。”[32]按照常理，武王为三军统帅，进军伐纣这样重大的军国大事，最终决定权肯定在武王而不在周公[33]。但周人克商途中，遭遇洪水、山崩、城陷等一系列灾异，数犯兵忌，霍叔等人恐惧不已。周公当机立断，命令军队前行，终于顺利完成克商大业。《儒效》与《耆夜》所记故事皆发生在克商之前，《儒效》篇以霍叔衬托周公，《耆夜》则是以武王及群臣凸显周公，两篇在“有意突出周公”方面存在惊人的一致。

《耆夜》周公酬酒先毕公后武王，他演奏《蟋蟀》诗，在武王面前公然训诫大臣享乐但不能过度，周公“出戏”的做法与君尊臣卑的等级观念明显偏离。汉代以后，君主专制主义权威不断强化，臣莫敢与君亢礼，《燕礼》国君酬酒，命令谁饮酒才轮到谁，体现了君主的无上权威，大臣绝不敢再像周公那样目无君主，慷慨赋诗训诫大臣。周公“出戏”的做法在《逸周书》中极为常见，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并不是今人伪造的证据。《耆夜》是周公去世后尊崇周公思潮的反映，以《逸周书·寤儆》、《荀子·儒效》等篇为据，我们认为周公“出戏”、训诫大臣的气度不能证明《耆夜》晚出，反而恰是它为较早文献的例证。

五、饮至礼酬酒与用乐

清华简《耆夜》武王说：“嘉爵速饮，后爵乃从。”丁文认为“速饮”都是催人家快一点喝酒，在酬酒仪注中，每一个饮酒单元大臣们用的是同一个铜爵，这第一爵酒是酬酒者自己先饮的，然后再去斟满爵让被酬酒者喝，哪有自己劝自己快快“干杯”的？丁先生由此推论《耆夜》作者绝不会是战国时代人，生活在用多只酒杯饮酒的时代。

首先说明的是《燕礼》酬酒是要换酒爵的。《仪礼·燕礼》说：“公坐，取大夫所媵觯，兴以酬宾。……宾进受虚爵，降奠于篚，易觯洗。公有命，则不易不洗，反升。”在燕礼酬酒阶段，除非有国君的命令，宾客接过国君空觯，出于尊君的需要，都要下堂放入膳篚中，换另一只觯来洗。《仪礼·燕礼》又说：“若膳觯也，则降更觯，洗，升实散。”所谓膳觯，是指国君用过的酒爵。宾客不能和国君同用一酒爵，所以他接过国君酒爵后要换爵，可见燕礼同一个饮酒单元中并非只用一个酒爵，也生活在多只酒杯饮酒的时代。

武王是不是自己劝自己干杯？《耆夜》文中有明显针对丁文的反证，《耆夜》说：“王舍爵酬毕公，作歌一终曰《乐乐旨酒》：‘乐乐旨酒，宴以二公。’”饮至礼毕公担任主宾，周公担任主人，二人的地位十分凸显，因此武王劝酒诗中的“二公”就是指毕公、周公。武王劝酒诗《乐乐旨酒》说得非常清楚，“乐乐旨酒，宴以二公”，胜利美酒首先敬酬毕公、周公，武王酬酒的对象是毕公、周公，武王绝不是自己劝自己干杯。

丁文认为《耆夜》饮至礼使用多个酒杯酬酒，也颇值得商榷。《耆夜》说：“王夜爵酬毕公，作歌一终曰《乐乐旨酒》……王夜爵酬周公，作歌一终曰《輶乘》。”《耆夜》只描写了武王、周公酬酒，对毕公、周公如何饮酒、答谢并未涉及，从它白描式的酬酒礼叙述中看不出武王、毕公是同时举杯，也看不出召公依次饮多个酒杯中的酒。武王演奏完乐诗，自己先喝，然后把酒杯传给毕公、周公，让他们喝酒不也是可以的吗？一是一个酒杯（当然需要有武王的命令），二是多个酒杯，周公等人出于尊重武王的需要换杯，饮至礼这两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从《耆夜》简略的酬酒仪式中，看不出当时饮至礼使用一个或多个酒杯，因此不能据使用酒爵的数量判定《耆夜》的真伪。

丁文推定《耆夜》使用多个酒杯饮酒，是依据武王酬酒时说“嘉爵速饮，后爵乃从”。主人劝酒、客人辞谢是饮酒礼常见的饮酒样式，武王说“嘉爵速饮，后爵乃从”，目的在于褒奖功臣，塑造君臣上下间融洽、和乐的气氛。古人对于接受敬酒的次数及饮酒数量有明确的规定，《礼记·玉藻》云：“君子之饮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礼已三爵，而油油以退。”[34]郑玄云：“礼，饮过三爵则敬杀，可以去矣。”古代酒礼接受国君赐酒，不能超过三爵，超过就要主动退席。《礼记·郊特牲》说：“周人尚臭，灌用鬯臭。”又说：“至敬不飨味，而贵气臭也。诸侯为宾，灌用郁鬯，灌用臭也。”周代祭礼中，用香酒敬献宾客，贵在酒气浓郁纯正，宾主饮酒至唇齿而不入于口胃，行其礼、取其味而不取其量[35]。《耆夜》武王劝酒诗让毕公、周公一杯接一杯的喝酒，难道毕公、周公当真就那么“实在”，不知礼仪，一杯接一杯狂饮不止吗？劝酒诗只是一种取悦嘉宾的客套辞令，饮至礼的实际情形恐未必如此[36]。丁文把劝酒诗当作饮至礼饮酒的实际情形，由劝酒诗“嘉爵速饮，后爵乃从”直接认定当时使用多个酒杯酬酒是有问题的。

《燕礼》选择宰夫为“献主”一是代劳，二是避嫌。丁文认为周公旦位列三公，是王朝倚重的大臣，担当“主人”招待宾客存在极大的嫌疑，周公最不应该担当“献主”。《燕礼》主人只负责奠爵、洗爵、拜送爵等琐碎事务，大夫级别的宰夫完成就绰绰有余，而饮至礼则涉及到告祭祖先、舍爵、策勋等重大事务，单是《耆夜》赋诗作歌一项，一般水平的宰父就难以胜任。周公担任饮至礼主人，表面上看有逼君、违礼之嫌，实际上他多才多艺，能事鬼神（《尚书·金縢》），上可告祭祖先对戡黎之战的庇佑，下可赋诗酬酒，确保饮至礼上下和亲、气氛融洽，因此周公恰是饮至礼主人的不二人选[37]。

倘若学者还要追问，即使周公、召公等人当时不是公侯级别，但他们毕竟还是朝廷重臣，负责饮至礼酬酒、相礼等琐事是否适宜？《逸周书·克殷》：“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以夹王，泰颠、闳夭皆执轻吕以奏王。王入，即位于社太卒之左，群臣毕从。毛叔郑奉明水，卫叔傅礼。召公奭赞采，师尚父牵牲。尹逸筴（策）曰……”[38]周人参加祭祀或重大礼仪时，众臣皆以担任职务为荣，哪怕是很小的职务，如“把小钺”、“奉明水”、“牵牲”，不都是些极细小、极琐碎的事吗？《仪礼·燕礼》中琐碎的事务由小臣做，而《逸周书·克殷》中却都是朝廷重臣操劳，《克殷》为西周文献是没有疑问的，《耆夜》众臣担任饮至礼职务的细小琐碎程度与《克殷》很相似，这从侧面说明《耆夜》饮至礼的不伪。

丁文强调《耆夜》用乐只有一种，就是主人和君王当场原创乐歌。自己作词，自己演唱，没有乐队，没有工歌、笙奏、间歌、合乐，谁酬酒谁就唱出自己当场创作的诗歌作品，而且是一种“清唱”。《宾之初筵》说“既立之监，或佐之史”，旅酬结束、燕射开始之时设立司正。从《耆夜》一开始立太公为司正看，武王、周公酬酒礼相当于燕礼一献之后无算酬、无算乐阶段[39]，无算爵与无算乐是相互配合、同时进行的。

《耆夜》“作歌一终”、“作祝诵一终”，学者多把“作”理解为原创，把周公当作《蟋蟀》诗的作者。《孔丛子·记义》孔子曰：“于《蟋蟀》，见陶唐俭德之大也……于《东山》，见周公之先公而后私也，于《狼跋》，见周公之远志所以为圣也。”孔子熟稔古代历史，他曾编订《诗经》。孔子做梦都梦见周公，对周公倍加尊崇，于《东山》、《狼跋》两诗，孔子明确说出于周公，而对于《蟋蟀》，他却说见陶唐之俭德。如果《蟋蟀》果真为周公所作，孔子怎么可能把《蟋蟀》当做“唐尧之遗风”呢？因此我们认为“作”不是指创作，而是指当场演奏[40]。学者把《乐乐旨酒》、《蟋蟀》当作武王、周公现场创作的诗篇，实际是出于对“作”字的误读。

“乐以诗为本，诗以声为用”，西周时代诗乐是一体的。《毛传》释《崧高》云：“作是工师之诵也。”孔颖达疏：“诗者，工师乐人诵之以为乐曲，故云‘作是工师之诵’。”[41]乐工编制乐曲谓之“作”，可见“作”是有音乐伴奏的。古代奏乐一章为一终，歌唱与伴奏乐完成一章也称一终。《耆夜》多次说“作歌一终”、“作祝诵一终”，由“作”、“终”来看，武王、周公酬酒诗是有音乐伴奏的，怎么会得出武王、周公皆是“清唱”的结论来呢？

六、饮至礼与燕礼的差异

丁文比照《仪礼·燕礼》，指出《耆夜》有诸多违礼之处：如周公、毕公不能担当饮至礼主人、主宾；周公作为主人，不必酬武王；武王身为君主，不必酬周公；燕礼目的在于“明君臣之义”，周公作诗无视武王的存在，有“出位”之嫌。丁先生说饮至礼是饮食之礼，燕礼也是饮食之礼，所以《耆夜》必须要符合燕礼的礼学通则，但我们这里要追问的是饮至礼能等同燕礼吗？

《燕礼》是《仪礼》中的一篇，郑玄《仪礼目录》说：“诸侯无事，若卿大夫有勤劳之功，与群臣燕饮以乐之。”[42]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燕礼的对象有勤劳之功。这里勤劳之功，不是指军事作战，是指礼仪性的出使聘问。燕礼对象主要是出使邻国而还的卿大夫，或者是四方前来聘问的宾客。西周饮至礼目的是庆功，宴请对象是在新近战争中建立功勋的将士。二是燕礼举行的时间。诸侯无事而宴饮以乐，突出的是君臣闲暇时宴乐之礼。饮至礼举行与闲暇、忙碌无关，其时间是特定的，只要出征凯旋归来，必须告祭祖先，册封饮至。文王受命七年而终，武王八年戡黎，九年出师孟津，十一年牧野之战（参《史记·周本纪》），《耆夜》是戡黎得胜返回时的礼乐活动，饮至礼处于一系列繁忙的军事活动期间，可见燕礼与饮至礼适用对象、举行时机皆宽窄不同。

《仪礼·燕礼》：“膳宰具官馔于寝东。”郑注：“寝，露（路）寝。”贾公彦疏：“以其燕在寝，故膳宰具官馔于寝东。”[43]古代天子六寝，路寝居中，面积最大，是天子听政和处理国事的地方。在路寝举行燕礼以示君惠臣忠，关系融洽。《左传》桓公二年载：“凡公行，告于宗庙；反行，饮至，舍爵、策勋焉，礼也。”孔颖达《正义》云：“饮至者，嘉其行至，故因在庙中饮酒为乐也。”国君征伐回来，在祖庙内祭告祖先，随即宴乐群臣。《耆夜》饮至礼在文太室举行，文太室是祭祀文王的大庙。《周公东征鼎》：“唯周公于征伐东夷，豐公、薄古，咸，公归获于周庙。戊辰，饮臻饮，公赏贝百朋，用作尊鼎。”（《集成》5.2739）《周公东征鼎》记述周公东征归来，在周庙行饮至礼，印证西周饮至礼在宗庙内举行。或有学者认为路寝即是大庙，但《逸周书·作洛》说“乃位五宫：大庙、宗官、考宫、路寝、明堂，咸有四阿，反玷”[44]，《作洛》将路寝与大庙并称，证明二者是不同的礼制建筑。饮至礼在文王大庙内举行，而燕礼举行的地点在国君寝宫，两者礼仪举行的地点不同。

公元前632年晋楚城濮之战，晋人得胜后举行饮至礼。《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载：“秋七月丙申，振旅，恺以入于晋，献俘授馘，饮至大赏，征会讨贰。”[45]与饮至礼密切相关的是献俘、授馘、告祭、册封等系列礼仪，其特点是“以数军实”[46]，统计生俘、杀死人数及所获物资器械，按军功大小赏赐册封。燕礼虽礼仪复杂，有献、酢、酬、工歌、笙奏、间歌等众多环节，但绝对没有告祭献俘、册封讨贰等环节。西周礼仪分为吉、凶、宾、军、嘉五种，饮至礼属献捷礼，是军礼的一种，燕礼属嘉礼，二者的性质明显不同。

饮至礼与燕礼同为古代饮酒礼，既有相同之处，又存在明显差异：饮至礼是军礼，燕礼是嘉礼，饮至礼与燕礼性质、适用对象及行礼的时机、地点皆明显不同；武王八年五等爵制尚未建立，饮至礼在五等爵制建立之前，燕礼在五等爵制之后，饮至礼夹、位等执礼者身份不见于燕礼，燕礼参加者卿大夫、士、庶人等社会角色也不见于饮至礼；酬酒燕礼按照爵位高低，饮至礼遵循军功大小。忽视饮至礼与燕礼的诸多差异，“《耆夜》与《燕礼》不合”证明它为今人伪造的结论是非常可疑的。不妨再举一例，《逸周书·世俘》：“王入，奏庸《大享》一终。王拜手稽首，王定，奏庸《大享》三终。”《世俘》记载武王克殷献俘时亲自奏乐献歌。《耆夜》武王、周公都亲自酬酒献歌，而《燕礼》演奏乐歌的都是乐工，国君是不演奏乐歌的。《耆夜》武王亲自作歌虽与《燕礼》不同，但与《逸周书·世俘》同。仅凭《耆夜》武王作歌与《燕礼》不符，就断言《耆夜》竹简的不真，我们为何只相信《仪礼·燕礼》，不信《逸周书·世俘》？

丁文说该献酒的周公没有献酒，不该酬周公酒的武王酬了周公，《耆夜》混淆献、酢、酬的区别，不属于西周礼学体系。《燕礼》为孔门传礼之作，目的在于教授燕乐时如何行礼，所以它叙述了燕礼的所有环节，而且每个环节都介绍得非常细致。《耆夜》为突出周公之德，详写周公、武王作歌，对于饮至礼赏赐、册封等环节皆略去不写。《耆夜》记载饮酒礼次序是：(1)王举爵酬毕公；(2)王举爵酬周公；(3)周公举爵酬毕公；(4)周公举爵酬王；(5)周公秉爵未饮。《耆夜》上述五个饮酒环节都是酬酒，《耆夜》所记礼仪只是当时饮至礼的一部分，并不是全部，当时饮至礼是否献酒、酢酒，《耆夜》并未记载，但没记载不能等同于无。

《小盂鼎》铭文曰：“宾即位，献宾。王乎（呼）献盂，以□□□进宾。”（《集成》5.2839）《小盂鼎》说“宾即位，献宾”，证明西周饮至礼是包含献酒的。《燕礼》记录燕礼的全过程，相当于“实况转播”，而《耆夜》为凸显周公，只是剪辑了当时几个“特写镜头”。周公可能献过酒，也可能没有，不能因为《耆夜》没记载周公献酒，就得出当时周公没有献酒的结论。基于同样理由，毕公是否、如何酢酒也不得而知。既然献酒、酢酒的具体情况从《耆夜》文本中无从察知，无法与《燕礼》比较，怎么能断言《耆夜》混淆献、酢、酬三种饮酒礼的差别呢？

《耆夜》和《燕礼》能比较的只有酬酒，具体到酬酒原则，《耆夜》与《燕礼》的区别也是很大的。燕礼酬酒的顺序是什么呢？《燕礼》酬酒是按照卿、大夫、士的爵位尊卑，如果爵位等同则依据年龄长幼。《耆夜》武王酬酒对象是先毕公后周公，周公酬酒的对象是先毕公后武王。论地位，毕公不如武王、周公，论年龄，饮至礼在场的以太公最为年长，因此不管按照地位尊卑还是年龄长幼，武王、周公首先酬酒的对象都不可能是毕公。

那么按照什么顺序应最先酬毕公酒呢？作为饮至礼，《耆夜》酬酒的顺序是依照戡黎之战中军功的大小，而不是爵位尊卑、年龄长幼。召公为戡黎主将[47]，所以武王、周公都先酬毕公。《耆夜》以褒奖功臣为主要目的，它与《燕礼》酬酒顺序的不同正体现了饮至礼独有的特色——“赏赐册勋，以数军实”[48]。毕公高为客，席位在户牗之间，召公保为夹，辅助其行礼，周公地位尊于毕公，太公年龄长于毕公，其出场皆在毕公之后，我们怀疑饮至礼大臣席位安排、主次搭配及出场先后，实际都遵循着军功有别的原则。

丁文说按照《燕礼》，周公只能酬毕公，不能酬武王，武王可以酬毕公，但不必酬周公。实际上，《耆夜》作为饮至礼，不存在主人该不该酬王、王该不该酬主人的问题，酬谁不酬谁，先酬谁后酬谁，不是由地位、年龄决定的，而是由戡黎军功大小决定的。毕公担任主宾，是因为他为戡黎的主将。《史记·鲁周公世家》说：“及武王即位，旦常辅翼武王，用事居多。”[49]从史迁的记载看，周公夹辅武王，胆识、谋略已崭露头角。武王酬周公诗《輶乘》说：“輶乘既饬，人服余不胄。徂士奋刃，殹民之秀。方壮方武，克燮仇雠。”准备战车，穿好盔甲，挥舞兵刃，袭击仇敌，从诗中隐约可见周公也参与了戡黎征伐。在燕礼上，公一般是不向主人酬酒的，但他有向任何人酬酒的权力[50]，我们怀疑此处武王向周公酬酒如同向毕公酬酒一样，是褒奖他在戡黎中突出的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