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怀通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程，与毕临近，也叫毕程，是先周王季、文王时期的都城，在古代正史中虽不曾被提及，但在今本《逸周书》中的《大匡》第十一、《程典》、《大开武》，清华简《程寤》，以及《孟子》、《吕氏春秋》等传世与出土文献中却有所记载。据今本《逸周书》中的《作雒》可知，毕还是武王的葬地，那么毕程既是王季、文王时期的都城，又是文王、武王、周公的陵寝所在。考古发现的“周公庙遗址”、“水沟周城遗址”为毕程地点的最终确定带来了希望。

关键词：王季 文王 毕程 今本《逸周书》 清华简《程寤》

本文将要讨论的，是周文王迁都丰邑前的周人的都城问题（以太王为上限）。诚如题目所示，笔者认为：“程”是文王迁都丰邑前王季、文王的都城。

为了论证这个问题，有必要先对古今学者关于先周都城问题的观点进行简单梳理，以为立论的前提。

最早专门记载帝王都城的著作，是成书于战国末年的《世本》，[1]其中的《居篇》说：“武王在丰镐。”（《文选注》[上册]引）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中对周人自太王、王季，到文王、武王的先周历史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描述，都城的变迁是其重要线索。对此，《货殖列传》简略地概括为：“太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明末清初的顾炎武说：周太王迁岐，文王居丰，武王宅镐。（《历代帝王宅京记》卷一）当代学者对此问题的看法以陈梦家先生为代表，他说：“岐为大王至文王之都，丰为文王所宅，镐为武王所营。”[2]其他学者写作的西周史著作也沿用这种说法。[3]

《世本》成书虽然较早，但在南宋就已经亡佚，（《春秋分记》卷十五）我们现在见到的是清人辑本，其中没有对武王以前都城的记载，至于原书中有无周人以“程”为都城的记载，只能付之阙如。据现有的材料推测，没有的可能性较大。司马迁、顾炎武、陈梦家等学者的观点是明确的，即先周的都城是：岐（或叫岐邑、岐周）——丰——镐（或丰镐联称），没有“程”的地位。

然而我们仔细研读学者的相关论述后发现，他们据以描述先周历史的文献资料主要是《诗经》、《竹书纪年》等，对先秦时代的其他文献资料注意不够；太史公在当时所能见到的材料肯定较为丰富，但容有千虑一失，这已经被当代研究成果多次证明。

有鉴于此，笔者在这里提出王季、文王“宅程”的观点，依据是下面的几条材料。

1、《孟子·离娄下》：“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

2、《吕氏春秋·具备》：“夫立功名亦有具，不得其具，贤虽过汤武，则劳而无功矣。汤尝约于郼薄矣，武王尝穷于毕裎矣”。

3、今本《逸周书·大匡》第十一：“维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作《大匡》，以诏牧其方。”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集解：“《周书》曰：维王季宅程。”《太平寰宇记》卷二十六：“《周书》曰：惟王季宅于程。”程大昌《雍录》卷一：“[《周书》]曰：惟王季宅于程。”《太平御览》卷一百五十五：“王季徙郢，故《书序》曰：‘维周王季宅郢’。”）

4、今本《逸周书·程典》：“维三月既生霸，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于商。商王用宗[崇]谗，震怒无疆。诸侯不娱，逆诸文王。文王弗忍，乃作《程典》，以命。”[4]

5、今本《逸周书·大开武》：“周公拜曰：‘兹顺天。天降寤于程，程降因于商。商今生葛，葛右有周。’”[5]

6、清华简《程寤》：“惟王元祀正月既生魄，太姒梦见商廷惟棘，乃小子发取周廷梓树于厥间，化为松柏棫柞。寤惊，告王，……王及太子发并拜吉梦，受商命于皇上帝。”[6]

（《太平御览》卷三九七引《周书》云：“文王去商在程。正月既生霸，大姒梦见商之庭产棘，小子发取周庭之梓树乎阙间，梓化为松柏棫柞。寤惊以告文王，王及太子发并拜吉梦，受商之大命于皇天上帝。”）[7]

郢、裎与程，都以“呈”为声旁，在上古汉语中是耕部韵，三字可以通假，而以程为本字，因此郢、裎就是程。那么，毕郢、毕裎也就是毕程，毕程简称则为程（毕与程的关系容下文作解）。

《孟子》与《吕氏春秋》向我们显示的信息是：程是文王的卒地，与岐周有别，又是武王穷困之时的避居场所，唐兰先生认为“武王尝穷于毕裎”，“就是指武王第一次伐商没有成功。”[8]程的地位与“岐周”、“郼薄”相当。

今本《逸周书》的三条材料与清华简《程寤》的内容较为丰富。《大匡》第十一是“王季宅程”的第三年针对程地发生的大灾荒而发布的诏令。《程典》记载的是文王对六州方伯的训诫，清华简《程寤》记载的是太姒之梦及“文王受命”的史实，二篇篇名的由来，文中没有交代，但基本上可以肯定是因两个事件发生在“程”而得。《大开武》所载周公的话以清华简《程寤》所载太姒之梦为背景，二者可以互相发明、印证。

对于这六条材料，先贤时哲在讨论周人都城问题时都没有采用（清华简《程寤》发现虽晚，但此前有《太平御览》所引《程寤》在）。究其原因，我们推测可能基于如下两点认识：第一、《孟子》与《吕氏春秋》对程的性质未作说明；第二、《大匡》第十一等篇章的真实性有疑问。明代的季本说：“观《文王有声》之诗，历叙文武丰镐之迁而不及于程，则迁程之说本不经见。及考《史记》，亦无迁程之事。惟《逸周书》称‘王宅程三年，遭天大荒而迁丰。’盖附会也。”（《诗说解颐》正释卷二十三）季本的观点很有代表性，这当是王季、文王“宅程”没有被学者采用的主要原因。

要想消除疑虑，树立王季、文王“宅程”的观点，就必须对这两个疑问给以充分的解答。

首先辨析《孟子》、《吕氏春秋》记载的“程”的性质。在《孟子》与《吕氏春秋》中与程并列的是岐周与郼薄[亳]。岐周是先周都城没有争议，郼亳是商汤的都城也可以确定，高诱注《吕氏春秋·慎大览》云：“‘郼’，读如衣，今兖州人谓殷氏皆曰衣。”郼、衣、殷、卫乃一声之变。[9]郼亳就是殷汤之亳，就是商汤灭夏前的都城。王震中先生经过考证后认为：“‘郼亳’的所在地应在今（河南）内黄一带或内黄、汤阴、浚县、濮阳相接壤地带”。[10]那么，程与岐周、郼亳并列，如果没有都城的地位就不足以当之。

其次考察《程典》、《大匡》第十一、《大开武》，以及清华简《程寤》的史料价值。《程典》是今本《逸周书》中被《左传》当作“书”来称引的少数篇章之一，《左传》襄公十一年记载晋国魏绛的话说：“‘书’曰：‘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引用的就是《程典》中的语句而略有改动。据王和先生研究，“《左传》取自春秋史官笔记材料中之最多最全者，当属郑、晋、鲁三国，而郑、晋实居首位。”[11]说明该段引文的可靠性较强。魏绛大约生活于春秋中期偏晚，比孔子略早，这时魏绛所引之“书”还没有被孔子选编，因此上面在所引《左传》文句中，我们对“书”不用书名号而用引号。

《程典》中有“慎守其教，小大有度，以备灾寇。协其三族，固其四援，明其伍候。习其武诫，依其山川，通其舟车，利其守务”一句话。类似的话在《左传》昭公二十三年中也有，作：“夫正其疆场，修其土田，险其走集，亲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临国，慎其官守，守其交礼，不僭不贪，不懦不耆，完其守备，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说这句话的是反对楚令尹囊瓦城郢的沈尹戌。在说这句话前，沈尹戌首先引用了传统——“古者”，虽然不能说这句话就是“古者”，但联系上下文意，沈尹戌也是将这句话当作传统来看待的，而有资格作为传统的文献，可能就是《程典》。

以上两点大致上可以证明《程典》的内容基本可信，正如刘起釪先生所说，《程典》“是记周文王经营王业准备伐殷的文献”，“保存了西周原有史料”。[12]

《大匡》第十一与《程典》一样，所载内容也较为可信，我们的证据主要如下几条：

证据之一，《大匡》第十一中有“王乃召冢卿、三老、三吏、大夫、百执事之人，朝于大庭”一句话。对于其中的“三老、三吏”，郭沫若先生说：“余疑‘三老三吏’即三左三右之讹，盖后录书者于左右之例罕见，乃取形近之字以易之也。”[13]所谓“三左三右”，出自康王二十五年的小盂鼎（《集成》5.2839），原文是“唯八月既望辰在甲申，昧爽，三左三右多君入服酒。明，王各周庙，囗囗囗邦宾，延邦宾尊其旅服，东向。”三左三右在其他文献中未见，只在此处一见。

证据之二，上引《大匡》第十一中有“大庭”。王恩田先生认为就是小盂鼎中的“大廷”，就是周原岐山凤雏村西周建筑群基址的“屏南的广场”。[14]大庭在其他文献中未见，只在此处一见。

证据之三，《大匡》第十一记载王季针对灾荒而采取的措施有“租币轻，乃作母以行其子”。这项措施被春秋时期的单穆公说成是古代典制，《国语·周语下》记载单穆公批评周景王铸大钱时说：“古者，天灾降戾，于是乎量资币，权轻重，以振救民。民患轻，则为作重币以行之，于是乎有母权子而行，民皆得焉。”单穆公对“古者”的时代没有具体说明，但在我们能见到的典籍中，《大匡》第十一是唯一记载这种典制的文献，因此有理由相信单穆公的“古者”可能就是指王季时代。

《程典》与《大匡》第十一所载内容基本可信，但不可否认其文本受到了后人的整理。《程典》开头一句话：“维三月既生魄，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于商。商王用宗[崇]谗，震怒无疆。诸侯不娱，逆诸文王。文王弗忍，乃作《程典》以命。”《大匡》第十一开头一句话：“维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作《大匡》，以诏牧其方。”都具有序言的性质，不应是文本原有的文字，当是整理者所加。由《程典》与《大匡》题目的特征看，整理者的时代可能在战国中晚期，这也与《程典》、《大匡》第十一的语言文字有明显的战国时代特征相一致。[15]

整理者对《程典》、《大匡》第十一进行整理，可能有所依据。比如《程典》开头有纪时词语“维三月既生魄”，其月份与月相结合的方式，与周原甲骨卜辞凤雏H11:55及西周青铜器方尊（《集成》11.6005，西周早期或中期）、公姞鬲（《集成》3.753，西周中期）等相同。[16]再如《大匡》第十一将王季定都于程叫“宅程”，是商末通行的说法。

7、甲申卜，令啄宅正？

惟宅正？ （《合集》22323）

8、囗囗事（？）乎宅商西 （H11：8）[17]

关于例7中“宅正”的含义，朱凤瀚先生说：“这是卜是否令啄、居于正地。……所谓令其二人宅正地，不会是仅令其个人，很可能是他们各率其属宅正地”。[18]例8的“宅商”，李学勤先生认为可能就是周公摄政时期封建侯卫之事，并且进一步指出：“《逸周书·作雒》云：‘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东。’朱右曾《集训校释》：‘宇，宅也。’‘宇’字当即‘宅’之误，‘宅于殷’就是‘宅商’”。[19]另外，在《尚书·雒诰》等篇章中，“宅”的用法与此类似。这些都说明《大匡》第十一对于“宅”的运用，符合商末周初的语言习惯。

由此皆可说明《程典》、《大匡》第十一的整理者是在原始材料的基础上进行整理的，那么《程典》与《大匡》第十一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则可以确定。

清华简《程寤》与《大开武》所载商的庭院生长棘葛是商人将有灾异征兆的说法，与商周时代的思想意识相近。《史记》记载了商代大戊时期与之类似的一件事情，《殷本纪》云：“亳有祥桑谷共生于朝，一暮大拱。帝大戊惧，问伊陟。伊陟曰：‘臣闻妖不胜德，帝之政有缺与？帝其修德。’大戊从之，而祥桑枯死而去。”另外，《尚书·高宗肜日》有“高宗肜日，越有雊雉”的记载，也与此类似，刘起釪先生认为《高宗肜日》“在文字上虽受了周代影响，而其原件则可确信是商代旧存的文献。”[20]以这两条材料作参照，可知清华简《程寤》与《大开武》中的“梦”虽然离奇，但未必不是实录。

通过上述考察，我们认为《孟子》、《吕氏春秋》、《程典》、《大匡》第十一、《大开武》、清华简《程寤》六条材料是值得信赖的，它们记载的王季、文王“宅程”确有其事。先周都城迁徙的经过应该是：岐（太王、王季）——程（王季、文王，后期与岐并列）——丰（文王）——镐（武王，后期与丰并列）。

其实，王季、文王“宅程”问题在被学者奉为圭臬的经典中并不是没有一点痕迹。《诗经·大雅·皇矣》载：文王征伐密人之后，于是“度其鲜原，居岐之阳，在渭之将。万邦之方，下民之王。”孔颖达疏云：“征密既胜，文王于是谋度其鲜山之旁，平泉之地。此地居岐山之南，在渭水之侧。背山跨水，营建国都，乃为万邦之所法则，下民之所归往。”又云：“文王初迁，已在岐山，故言亦在岐山之阳，是去旧都不远也。《周书》称‘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皇甫谧云‘文王徙宅于程’，盖谓此也。”（《诗经·大雅·皇矣》疏）苏辙云：“文王既克密须，于是相其高原而徙都焉，所谓程邑是歟？”（《苏辙诗集传》卷十五）孔颖达、苏辙二人虽然在语气上有肯定与推测的区别，但都认为这是文王营都于程、迁都于程的记录。

细读原诗，我们发现，二人指出文王以程为都是对的，但认为是文王开始经营程并迁都于程则错了。苏辙没有说明依据，其致错原因姑且不作分析。孔颖达的错误在于他的两个论据存在问题：一、引述皇甫谧的观点有误，皇甫谧的观点出于《帝王世纪》，实际上《帝王世纪》中应是“王季宅程”，《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集解云：“皇甫谧曰‘王季徙程’，故《周书》曰‘维王季宅程’。”《太平寰宇记》卷二十六云：“《帝王代[世]纪》：‘王季徙居于程。’” 二、引用《逸周书》，不提《大匡》第十一，而《大匡》第十一记载的是“王季宅程”。可能他感到了《大匡》第十一中“王季宅程”的记载与自己认定的文王“营建国都”有矛盾，因而故意回避。

通过辨析，我们采用孔、苏的文王以程为都的观点，摒弃其文王开始经营程并迁都于程的观点。如此一来，我们的王季、文王“宅程”的主张得到了《诗经》的证实，从而使立论的基础更加牢固。

“程”作为王季、文王的都城问题既然已经解决，接下来的问题是：程在什么地方呢？颜师古为《汉书·地理志》“安陵”条作注云：“阚骃以为本周之程邑也。”[21]黄怀信先生认为在今陕西高陵。[22]二者所指大盖不出今咸阳正东或东北。但是这种主张有一个问题是不容回避的，即这一带在渭水的下游，已经符合并且满足了周人东进的策略和要求，为什么文王、武王仍然要在同一地区修建丰邑、镐京呢？我们认为：由文王、武王先后在渭水下游兴建都城的情势看，程不可能在渭水下游，而可能在距离此地较远的渭水中游，只有如此，文王才有为了伐商而向东迁都的必要。实际上，《皇矣》中的“度其鲜原，居岐之阳”已经为我们指明了方向。

我们溯河而上将探寻的目光投向西部地区。《孟子》说：“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很显然，孟子是将文王的卒地与生地作为文王是“西夷之人”的证据来运用的，这无疑说程与岐一样同是在西方。唐兰先生说：“当时周有两个镐，一个在宗周之西北，大概是周的旧都，文王作了丰邑以后，武王又在附近营建了新的镐京。武王是死在旧镐京的，因此，临时殡葬在岐周。”[23]唐先生将“周的旧都”叫“镐”可能不妥，但他指出“岐周”与“周的旧都”是两个地方，而且“周的旧都”在“宗周之西北”无疑是正确的。这两种观点，所指范围有大有小，但指向大致在岐山之下。我们估计程当在岐邑附近。[24]

论证了程的地望，再来解决“毕”与“毕程”的问题。毕，在西周时代是毕公高的采邑，成王时代的召圜器云：

唯十又二月初吉丁卯，召肇进事，旋走事皇辟君，休王自吏赏毕土方五十里，召弗敢望[忘]王休异[翼]，用作宫旅彝。 《集成》16.10360

陈梦家先生说：“休王自吏赏毕土方五十里”，即“王自榖地使人来赏召以毕土”，“毕土乃王锡于召的采地。”“此王赏毕土之召疑是毕公高。”并进而论证说：“《说文》‘邵，高也，’颍水注‘召者高也，’《法言·修身篇》‘公仪子董仲舒之才之邵也，’《说文》羔下云‘照省有声’。可知召与高音近义通。”[25]毕公高是西周初年的重要大臣，《顾命》记载康王即位时，“太保率西方诸侯入应门左，毕公率东方诸侯入应门右”，其地位堪与召公奭相比。

此次“赏毕土方五十里”给毕公高大约是成王时事。周原甲骨文表明，“毕公”之称至晚在成王时期就已有之，岐山凤雏西周建筑基址内西厢房第二号房间的一个窖穴（编号77QFF1H11）出土一批甲骨卜辞，其中一片（编号H11：45）有“毕公”二字。[26]毕公的称呼可能就是由于采邑在毕而取得，那么毕公之于毕就如同周公之于“周”、召公之于“召”。

毕的地望，《竹书纪年》认为“毕西于丰三十里”，[27]即在今长安县；颜师古认为“毕陌在长安西北四十里”，[28]即今陕西咸阳市。两种主张虽然有渭北渭南的区别，但都认为这个毕应是文王、武王、周公的陵寝所在的地方。

毕是文王、武王、周公的陵寝所在，可以得到西周铜器铭文的支持，段簋云：

唯王十又四祀，十又一月丁卯，王真毕烝。

《集成》8.4208

烝乃烝祭之省。《尔雅·释天》云：“冬祭曰烝。”《周礼·春官·大宗伯》云：“以烝，冬享先王。”段簋是昭王时器，说明至少康王以前的周王确实埋葬在毕。

既然毕是文、武、周公陵寝所在，那么有一条材料就不应忽视，今本《逸周书·作雒》云：“武王（伐纣）既归，乃岁十二月崩镐，肂于岐周。”又云：“（成王）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毕。”这是目前我们见到的关于武王崩、肂（暂殡）、葬及其地点镐、岐、毕的最早的文献材料。

《作雒》的内容由考古学与古文字学的成果共同证明是可靠的，如“俾康叔宇[宅]于殷”，与西周早期的沫司徒 簋（《集成》7.4059）记载的“王来伐商邑，诞命康侯鄙于卫”的史实完全相合等，因此关于武王死、葬的记载可以成为我们寻找毕的地望的线索。

武王在镐驾崩以后，灵柩被运送到故都岐周暂殡，经七个月的殡期，于第二年东征之前被埋葬于毕。从情理推测，既然武王灵柩肂于岐周，就不可能再运回镐来下葬，因此武王葬地毕很有可能是在岐周的附近。

《左传》昭公九年云：“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不仅印证了我们所作的毕在岐邑附近的推测，而且还进一步告诉我们毕应当在岐邑的西边。毕与周公的采邑“周”、召公的采邑“召”在空间距离上很近，估计面积也大致相当，这些都与毕公高作为开国元勋、顾命大臣的地位、身份相符合。

毕在岐周附近的判断，还可以由《周本纪》中的一条材料证明。《周本纪》记载武王伐纣之前曾经“上祭于毕”，这是告祭文王的一次活动，武王的目的是通过祭祀文王，表明自己伐纣是继承父王的遗志，并希望得到保佑。到毕祭祀文王为什么用“上”字？说明毕距离镐京较远，而且在渭河的上游，符合这个条件的只能是岐周附近。如果毕在今咸阳或长安，就没有必要用“上”字，虽然从地势来看也是向上走，但毕竟这两个毕距离镐京较近，因此咸阳与长安是武王葬地毕的可能性可以排除。

程的地望在岐周附近，毕的地望也在岐周附近，二者的空间距离密迩相连，这可能是“毕程”联称的原因。今本《竹书纪年》云：“武乙二十四年，周师伐程，战于毕，克之。”武乙二十四年，大约相当于太王居岐，或王季初立，这个时期周人的力量还很小，地盘也小，正积极向四周扩张势力，与周边的部族或聚落发生冲突是必然的，因此有“周师伐程，战于毕”的情况发生。“伐程”而“战于毕”，说明毕与程是两个地方，但距离很近。后来王季在此建城立都，文、武、周公在此选定陵寝，逐渐地毕与程成为一个整体，反映在语言上，就是“毕程”联称。《孟子》与《吕氏春秋》中的“毕郢”、“毕裎”，采用的就是这种新的名称。

遗憾的是，程或毕程的具体地点我们却不能指实。尽管如此，最近周原考古中发现的“周公庙遗址”、“水沟周城遗址”，使我们对程或毕程的具体地点的确认充满了期待。

“周公庙遗址”位于今陕西岐山县城西北，在周原遗址——岐邑的西北方向大约五十余华里。据报道，遗址大约有十万平方公里，自2004年3月至5月底以来，经初步调查与钻探，共发现夯土城墙一千五百多米，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六处，大型墓葬十九座，其中带四条或三条墓道的高级墓葬十三座。尤其引人注意的是，遗址出土甲骨七百六十余片，有甲骨文字四百九十五个，其中多次出现“周公”、“王”、“太保”、“新邑”等字样。[29]

“水沟周城遗址”位于凤翔县糜杆桥乡水沟村，东距岐山“周公庙遗址”大约40华里。“墙体依坡势而筑，城圈呈不规则形，周长约4000米，现存夯土墙体（南墙）最高处为6.5米，可见宽度5米有余，夯层厚7——9厘米，夯窝直径3——5厘米，夹板宽约20厘米，城内面积为100万平方米。”“初步判定其年代为商末周初时期。”[30]

“周公庙遗址”与“水沟周城遗址”或有王都的性质，已经引起了学者的注意。在此虽然不能将其与毕程直接划等号，但却足以启发我们对周原文化内涵应该重新进行认识。过去大家一般认为周原的面积较大，但其中心则是在已经发掘的岐周一带，现在发现了“周公庙遗址”、“水沟周城遗址”，使我们意识到广义的周原向西应当延伸很远。我们有理由相信，王季、文王所宅之“程”与文、武、周公的葬地毕，即毕程，很有可能就在其中。

周原考古的成果还证明，王季、文王“宅程”以后，岐邑仍然是重要的政治中心，因此程与岐是同时并列的两个都城。由此不禁使我们联想到西周时代的丰邑与镐京、王城与成周。我们推测：岐与程在周人以周原为政治中心的时代的中后期，可能是并列的，也就是说是“双城”。这个推测如果能够成立，那么“两都”制度可能是周人的传统，对此我们期待着未来的周原的考古成果。

张怀通：男，1963年生，历史学博士，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先秦史。

联系方式：石家庄市南二环东路20号，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邮编：050024

电子邮箱：zhanght200811@sohu.com

[1]陈梦家：《世本考略》，《六国纪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

[2]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52页。

[3]杨宽：《西周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5-157页。

[4]笔者按：《程典》开头一段话的最后一句“文王弗忍，乃作《程典》，以命三忠”，笔者怀疑其中“三忠”与下面的“曰”字相联，作“三忠曰”，而“三忠曰”可能是“王若曰”之讹，因此这里的句读便改作“文王弗忍，乃作《程典》以命”。

[5]《大开武》中的“天降寤于程，程降因于商，商今生葛，葛右有周。”一段文字，俞樾认为有误叠，而原本应当是：天降寤于程，降因于商，商今生葛，右有周。见氏著《古书疑义举例》卷六《字以两句相连而误叠例》，《古书疑义举例五种》，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15-117页。笔者按：实际上这里不是误叠，而是顶真的修辞手法，是口头语言的特征。

[6]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上海：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中西书局2010年，第136页。

[7]笔者按：《艺文类聚》卷八十九“棘”云：“《周书·程寤》曰：‘文王在翟，梦南庭生棘。小子发取周庭之梓于阙间，化松柏栻[棫]乍[柞]。惊以告文王，文王召发于明堂，拜吉梦，受商大命。秋朝士。’”（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下]，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549页）与《太平御览》卷三九七所引《周书》有些出入。作梦的人，此处是文王，不是太姒；地点此处是翟，不是程。请大家明鉴。

[8]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页。

[9]王玉哲：《周初的三监及其地望问题》，《古史集林》，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49页。

[10]王震中：《甲骨文亳邑新探》，《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第3-23页。

[11]王和：《〈左传〉的成书年代与编纂过程》，《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4期，第33-48页。

[12]刘起釪：《尚书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93-97页。

[13]郭沫若：《周官质疑》，《金文丛考》，东京：文求堂书店1932年，第64页。

[14]王恩田：《岐山凤雏村西周建筑群基址的有关问题》，《文物》1981年第1期，第75-80页。

[15]周玉秀：《〈逸周书〉韵读》，《〈逸周书〉的语言特点及其文献学价值》，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72-196页。

[16]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凤雏村发现周初甲骨文》，《文物》1979年第10期，第38-43页。

[17]曹玮：《周原甲骨文》，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2年，第8页。

[18]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增订本），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68页。

[19]李学勤、王宇信：《周原卜辞选释》，《古文字研究》第四辑， 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45-257页。

[20]刘起釪：《谈〈高宗肜日〉》，《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殷都学刊》1985年增刊，第1-18页。

[21]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548页。

[22]黄怀信：《逸周书校补注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73、378页。

[23]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7页。

[24] 孔晁为《大匡》第十一作注云：“程，地名，在岐州左右。”见氏著《逸周书》注，《汉魏丛书》，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年影印，第271页。

[25]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52页。

[26]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凤雏村发现周初甲骨文》，《文物》1979年第10期，第38-43页

[27]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楚元王传》附《刘向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953页。

[28]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楚元王传》附《刘向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953页。

[29]韩宏：《周公庙：西周的“殷墟”》，《文汇报》2004年6月2日。

黄博：《周公庙遗址大型墓地被严重盗掘》，《中国青年报》2004年6月8日。

种建荣：《岐山周公庙遗址新出西周甲骨文》，《收藏》，2004年第9期，第46-47页。

[30]徐天进：《周公庙遗址的考古所获及所思》，《文物》2006年第8期，第55-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