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 勇

摘 要：清华简《尹诰》是一篇非常重要的出土文献。它本是《尚书》中的一篇，又称《咸有一德》，秦季失传，汉时重出孔壁，为逸《书》十六篇之一。西晋永嘉之乱致使官方所藏今古文《尚书》荡然无存，东晋梅赜所献《古文尚书》却有《咸有一德》诸篇。经宋元明清学者反复探究，证明梅本《古文尚书》当为伪作。今出清华简《尹诰》进一步证明了清人辨伪成果的科学性，晚书《咸有一德》是伪非真，铁证如山，不可移易。

关键词：清华简；《尹诰》；《咸有一德》；《古文尚书》

清华简《尹诰》简文公布后，已有多篇文章展开讨论。但比起竹书《保训》来，它受关注的热切程度似有未逮。其实，失传近二千年的《尹诰》重见天日，对于解决梅本《古文尚书》的真伪问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证据，意义极为重大。从竹书《尹诰》已有的研究成果看，除了文字考释方面各有所见外，对于《尹诘》是否《咸有一德》以及清人辨伪成果是否可信等问题也有不同看法。本文拟就此略作考察，以为弄清历史真相之一助。

一、《尹诰》何以又称《咸有一德》

《尹诰》是先秦时期的一篇古文献。《礼记·缁衣》曾两引其文：一曰“惟尹躬及汤咸有一德”，二曰“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但《缁衣》称其篇名为《尹吉》，郑玄注云：“吉当为告，古文诰字之误也。尹告，伊尹之诰也。”郑氏这个推断的正确性，今由郭店简、上博简《缁衣》所证实。郭店简《缁衣》作“《尹诰》云：‘惟尹允及汤咸有一德。’”上博简与之同，唯“汤”用通假字“康”。尤其令人惊喜的是，近出清华简竟有《尹诰》全文。其首句即作“惟尹既及汤咸有一德”，下接“尹念天之败西邑夏”之文，但无“自周有终，相亦惟终”语。由于本篇原无标题，整理者据以命名为《尹诰》。尽管《尹诰》全文为传世文献所未见，简文有此二句与之契合，完全可以断定它就是历史上久已失传的《尹诰》。沈霾近二千年的《尹诰》重见天日，对于解决今传孔传本《尚书·咸有一德》的真伪问题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

清华简《尹诰》整理者李学勤先生所撰《说明》说：“《尹诰》为《尚书》中的一篇，或称《咸有一德》。据《书·尧典》孔颖达《正义》所述，西汉景帝末（或说武帝时）曲阜孔壁发现的古文《尚书》即有此篇，称《咸有一德》。《史记·殷本纪》和今传孔传本《尚书》及《尚书序》，也都称《咸有一德》。”[①]这是说《尹诰》与《咸有一德》为同一篇文献，只是篇名有所不同罢了。《尹诰》又称《咸有一德》的文献依据亦来自《缁衣》郑注：“《书序》以为《咸有一德》，今亡。”然考《书序》，仅言“伊尹作《咸有一德》”，并未说《咸有一德》或称《尹诰》。加之《咸有一德》已亡，郑玄自不可见，他又何以得知《尹告》与《咸有一德》必为一事呢？所以郑玄的说法是否可靠，就不免引起学者的怀疑。如清程廷祚说：“《缁衣》两引《尹告》，此必古有其书而《序》阙焉。……篇名《尹告》，何为又以《咸有一德》名篇，此亦《序》之误也。”[②]康有为说：“所引虽有‘咸有一德’之言，而明曰《尹吉》，篇名显异。即以吉为告，亦不能以辞句偶同即断为《咸有一德》。郑注不足据。”[③]今日也有网络文章持相同观点[④]。看来，这个问题尚须进一步研究，才能得出可信的结论。

《尹诰》是否《咸有一德》的问题，关键在于郑玄说“《书序》以为《咸有一德》”到底是何意蕴？其根据是否可靠？这个问题看似平淡，实则涉及诸多史实。这里不妨先说明一下程廷祚等质疑的表层问题，即《尹诰》何以又称《咸有一德》？

首先，《尚书》同篇异名的情况并不罕见。以今传百篇《书序》所涉《尚书》篇名为例，可以发现此种现象所在多有。譬如：

《尧典》，《礼记·大学》引其文曰《帝典》。

《益稷》，马郑本《书序》称《弃稷》。

《甘誓》，《墨子·明鬼下》引其文曰《禹誓》。

《仲虺之诰》，《荀子·尧问篇》作《中蘬之言》，《左传·襄公三十年》作《仲虺之志》，《史记·殷本纪》称“中作诰”。

《盘庚》，《左传·哀公十一年》引其文曰《盘庚之诰》。

《泰誓》，《墨子·天志中》引其文曰《大明（盟）》，《非命下》又称《去发》（或谓《太子发》之误）。

《分器》，《史记·周本纪》称作《分殷之器物》。

《酒诰》，《韩非子·说林上》引其文曰《康诰》。

《康王之诰》，《史记·周本纪》称《康诰》。

《吕刑》，《史记·周本纪》、《礼记·表记》等称《甫刑》。

《费誓》，《尚书大传》作《鲜誓》，《史记·鲁世家》作《肸誓》，《集解》谓肸字又作狝或粊。

上述一篇多名情况的发生，诚如程元敏先生所说：“当时《尚书》篇名尚未固定，各随己意定名，致异而已。”[⑤]《尚书》篇名的固定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至东晋梅本《古文尚书》出，唐孔颖达据此作《尚书正义》成为官方定本之后，才基本凝固下来。前溯东周时期，官学下移，百家横议，各随己意以定《尚书》篇名，自属正常现象。故《尹诰》又称《咸有一德》不足为怪。

其次，《诗》、《书》等古书篇名多为后人追题，最常见的方式是摘取首句要语作为篇名。宋程大昌说：“《荡》之诗以‘荡荡上帝’发语，《召旻》之诗以‘旻天疾威’发语。盖采诗者摘其首章要语以识篇第，本无深意。”[⑥]余嘉锡说：“古人之著书作文，亦因事物之需要，而发乎不得不然，未有先命题，而强其情与意曲折以赴之者。故《诗》、《书》之篇名，皆后人所题。……故编次之时，但约略字句，断而为篇，而摘首句二三字以为之目。”[⑦]前人关于古书篇题形成过程的说法，可得今日出土文献的验证。

从近年出土的竹书看，大多不具篇名。上博简整理出的古文献一百多篇，竹简背面书有篇题的如《子羔》、《恒先》等仅二十来篇。经考古发掘的郭店楚墓竹简《老子》、《缁衣》等十余篇文献，全无篇题。已公布的清华简《保训》等九篇，只有《耆夜》、《金縢》、《祭公》原有篇题。郭店简、上博简所见《缁衣》，清华简所见《皇门》，与传世本基本相合却无篇名。清华简《金縢》原题《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祭公》原题《祭公之顾命》，亦与今名相异。江陵张家山汉简的《盖庐》原为简上标题，盖庐即是吴王阖庐，或作阖闾。若仅从篇题推想，文中内容应为阖闾的话语或思想，但实际情况并不如此。“篇中阖闾只是提问，主要内容都是申胥（即五子胥）的话，因此实际上是记述申胥的军事思想。”[⑧]类似情况还有山东银雀山汉简的《唐勒》，其原有篇题“唐勒”亦取自首句“唐勒与宋玉言御襄王前”[⑨]。篇中除了唐勒的话，尚有不少宋玉之言。凡此说明古书篇名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多为后人追题。追题的方式一般是取首句要语名篇，与篇中主旨无甚关联。

在传世的先秦典籍中，这种例证更为习见。诗三百除《雨无正》、《巷伯》、《常武》、《酌》、《赉》、《般》等篇外，均取首章或首句要语名篇。《礼记》四十九篇，其中《曾子问》、《礼器》、《郊特牲》、《玉藻》、《哀公问》、《孔子燕居》、《孔子闲居》、《大学》等亦为摘取首句二三字以为目。《论语》二十篇，《孟子》七篇，则无一例外。至于《尚书》篇名，以现存今文二十八篇论，大都属于这种情况。清阎若璩说：“二十八篇之《书》，有整取篇中字面以名，如《高宗肜日》、《西伯戡黎》之类，有割取篇中字面以名，如《甘誓》、《牧誓》之类，皆篇成以后事。”[⑩]阎氏所谓“取篇中字面以名”，不管是“整取”还是兼顾典、谟、训、诰、誓、命等著作体例的“割取”，均以首句居多。例如：

《尧典》首句：“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

《皋陶谟》首句：“曰若稽古皋陶”。

《禹贡》首句：“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甘誓》首句：“大战于甘，乃召六卿。”

《盘庚》首句：“盘庚迁于殷，民不适有居。”

《高宗肜日》首句：“高宗肜日，越有雊雉。”

《西伯戡黎》首句：“西伯既戡黎，祖尹恐，奔告于王”。

《微子》首句：“微子若曰”。

《牧誓》首句：“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

《大诰》首句：“王若曰：猷！大诰尔多邦越尔御事。”

《无逸》首句：“周公曰：呜呼！君子所其无逸”。

《君奭》首句：“周公若曰：君奭！”

《吕刑》首句：“惟吕命。”

以上十三篇已近今文《尚书》之半，说明摘取首句要语名篇是最为通行的方式。若再加上以篇中之语作为篇名者，如《洪范》、《金縢》、《梓材》、《多方》、《多士》、《立政》等，已占《尚书》篇名的三分之二。这个事实告诉我们，若摘取《尹诰》首句要语“咸有一德”名篇，与古书通例适相符合，并不存在什么费解之处。

最后要说明的是，以《尹诰》为篇名亦与《尚书》体例相合。从清华简《尹诰》的内容看，如此命名虽也与其首句“尹”字有关，但更多的是突出和强调作诰者伊尹的中心地位。商汤在篇中只有提问，并无实质性的谈话内容。而伊尹一言夏朝背弃民众遭致亡国的历史教训，二言商朝新立民心不附的政治危机，三言赉民致众的治国方略，正体现出本篇为伊尹之诰。

“诰”作为《尚书》的一种体例，主要记述君臣间的讲话。如《史记·殷本纪》说：“（汤）既绌夏命，还亳，作《汤诰》”。《书序》亦云：“汤既黜夏命，复归于亳，作《汤诰》。”其作诰者为汤，因称《汤诰》。《史记·周本纪》云：“康王即位，遍告诸侯，宣告以文武之业以申之，作《康诰》。”《书序》云“康王既尸天子，遂诰诸侯，作《康王之诰》。”其作诰者为康王，故称《康王之诰》，或省称《康诰》。是为君之告臣。《召诰》为召公戒勉成王之辞[11]，与《尹诰》同属臣之告君。可见本篇以《尹诰》作为篇题，与称《咸有一德》一样，亦无不当。

总之，清华简《尹诰》以此名篇可，以《咸有一德》名篇亦可。郑玄说《书序》称《尹诰》为《咸有一德》，仅以古书命名方式看不为无据。清江声说：“以《尚书》篇目无《尹告》而有《咸有一德》，又此文有‘咸有一德’之语，乃其篇名所取谊也，则是《咸有一德》文矣。”[12]清段玉裁说：《书序》“以为《咸有一德》者，《记》曰《尹诰》，《书序》则谓之《咸有一德》也，以四字适相合知之也。”[13]江、段二氏所言，实为通达之论。

二、《尹诰》即《咸有一德》的二重证据

《尹诰》即《书序》所言《咸有一德》，以篇名论之虽可立说，但证据远非坚实。因为今传孔传本《尚书》已有《咸有一德》篇，其内容与清华简《尹诰》迥然有异，可是篇中也有“惟尹躬暨汤咸有一德”之语，这就不免令人真伪莫辨。不要说篇中仅一语相同，即使同一古书篇名相同者，也有非为一篇的例证。如诗三百以《扬之水》为篇名者即有三首，且每篇并有“扬之水”之句，但实际是三首不同的诗。又如《尚书·康王之诰》别称《康诰》，却与周公诰康叔的《康诰》其事非一。《缁衣》在《礼记》和《诗经》中一为文一为诗，更相异趣。因此，在有的学者看来，仅以一句相同来证明清华简《尹诰》即是真本《咸有一德》，并以此指证晚书《咸有一德》为伪作，似乎说服力不强。这就需要我们对郑注《尹诰》提出的证据即“《书序》以为《咸有一德》”从史实层面再加考索，以说明问题的实质所在。

清惠栋对郑注曾予阐释说：“郑为此言者，据孔氏逸《书》为说。盖古文《书序》《咸有一德》次《汤诰》后，故郑以《尹告》为伊尹告成汤，即《书序》之《咸有一德》也。”[14]这是说，郑玄虽以《书序》说明《尹诰》即《咸有一德》，真正的证据却来自前汉孔安国所得逸《书》十六篇。

据《尚书·尧典》孔颖达《正义》，《咸有一德》为孔壁发现的多出今文的十六篇古文《尚书》之一。《隋书·经籍志》云：“晋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书》经文，今无有传者。及永嘉之乱，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并亡。”《经典释文·叙录》云：“永嘉伤乱，众家之《书》并灭亡。”[15]这当然是就官方藏书而言的，其中自然包括逸《书》十六篇，也都亡于西晋永嘉之乱。然而，为什么早在东汉时郑玄就说《咸有一德》“今亡”呢？清阎若璩说：“《咸有一德》宜云‘今逸’，不宜云‘今亡’，疑“亡”字误。”原因是“郑注《书》有亡有逸，亡则人间所无，逸则人间虽有而非博士家所读。”[16]这是说郑玄所用“亡”与“逸”两个概念是有区别的，《咸有一德》既为逸《书》，则不可言亡。钱大昕亦有类似意见，认为“或‘今逸’之讹”[17]。这种看法是否正确呢？

仔细分析郑玄百篇《书序》的注文，可以发现郑玄对于《逸》书十六篇，除《咸有一德》、《武成》二篇用“亡”外，余则皆用“逸”。而对百篇《书序》中除今文二十九篇、逸十六篇外的其余各篇，郑玄有不言其存佚状况者（如《槀饫》、《夏社》、《旅巢命》、《贿息慎之命》），凡言者必称“亡”[18]。这就意味着郑注百篇《书序》除《咸有一德》外，再也见不到称“今亡”或“今逸”的语例，所以不得用字误或字讹来加以解释。惠栋说：“逸《书》有此篇，当康成时已亡也。”这是正确的推断。可以设想，如果当时《咸有一德》未亡，郑玄可得而见之，他完全可以引其文字来判明是非，而不致于用《书序》来间接证明《尹诰》即《咸有一德》，也不致于说《尹诰》“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还有《礼记》别本“见或为败，邑或为予”（《礼记·缁衣》郑注）的异文了。可见郑玄说《咸有一德》“今亡”，与其称“《武成》逸《书》，建武之际亡”（《尚书正义·武成》引）一样，均为事实。

由于郑玄精研今古文，故所注古文《尚书》经字多异，但篇数与伏生所传相同。郑注百篇《书序》涉及逸《书》十六篇，其《咸有一德》出注有“尹陟臣扈曰”（《尚书正义·尧典》引）之语，今已不详其义。但说《咸有一德》“今亡”，则表明他不曾看到本篇原文。因此要证明《尹诰》即《咸有一德》，只能用“《书序》以为”立说。不过这个《书序》不是今传孔传本的《书序》，而是郑玄时代的古文《书序》。由于“编《书》以世先后为次”（《尚书正义·蔡仲之命》），故从《书序》编次的角度，可以洞察《书》篇有关内容，至少可以明确某篇是什么时代的文献。

关于《咸有一德》在《尚书》中的次第，郑注《书序》与孔传本《书序》微有不同。《尚书·尧典》孔颖达《正义》说：“百篇次第，于《序》孔、郑不同。……孔以《咸有一德》次《太甲》，第四十；郑以为在《汤诰》后，第三十二；……不同者，孔依壁内篇次及序为文，郑依贾氏所奏《别录》为次。……考论次第，孔义是也。”孔颖达所谓的“孔”实即伪孔，并非真是前汉的孔安国，其百篇《书序》的次第也是其自为之说，与孔壁古文遥不相涉，谈不上“孔义是也”。然于此处，孔颖达给我们揭示了郑玄《书序》注本编次的依据，是来自贾逵所奏《别录》。

贾逵是东汉精通古文《尚书》的经学大师。其父徽从刘歆受《左氏春秋》，又从涂恽受《古文尚书》，著《左氏条例》二十一篇。逵悉承父业，“数为帝言《古文尚书》与经传《尔雅》诂训相应，诏令撰《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古文》同异。”建初八年（公元83年），“乃诏诸儒各选高才生，受《左氏》、《谷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由是四经遂行于世。”（《后汉书·贾逵列传》）。至于贾逵何以上奏《别录》，今不可晓，但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一个事实，即郑注《书序》的次第与《别录》同，这就很有意义了。

《别录》是刘向主持纂修的一部目录学著作，其子刘歆的《七略》即是在此基础上完成的。《别录》在唐代尚广为引用，后在社会变乱中亡佚。梁阮孝绪《七录序》云：“昔刘向校书，辄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随竟奏上，皆载在本书。时又别集众录，谓之《别录》，即今之《别录》是也。子歆探其指要，著为《七略》。”[19]由于受命校书，刘向有机会看到皇家秘府所藏古文《尚书》。他经过与当时立于学官的今文《尚书》对照，曾发现今文不少错误。《汉书·艺文志》说：“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这里说到的“中古文”是皇家收藏的古文《尚书》，是否来自孔安国所献的家传本尚不好判定。但是，既然刘向研读过包括逸十六篇在内的古文《尚书》，那么《别录》中有关《书序》的次第无疑是与逸《书》内容相应的，《咸有一德》次于《汤诰》后《明居》前，其文则必属商汤时代，内容为伊尹诰汤，而非孔传本《古文尚书》所说为伊尹诰太甲。

不宁唯是，《史记·殷本纪》亦以《汤诰》、《咸有一德》、《明居》为次，从另一侧面证明了《咸有一德》为伊尹诰汤之文。

《史记》中有数十条与《书序》近同的文字，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说是《书序》剿《史记》，崔适《史记探源》认为是刘歆之徒据《书序》窜入的。这都是今文经学家的门户之见，不足深论。至于《书序》，《汉书·艺文志》说是孔子所作，亦无确证。《论语》引《书》不具《书序》所订篇名，似乎表明孔子未作《书序》。但战国时期应有《书序》一类文字的出现，如清华简《金縢》原篇题为“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代王之志”[20]，即与《书序》略相近似，只是未能进一步绎出《金縢》这样的篇名。郭店简《缁衣》所见《尚书》篇名除《尹诰》外，尚有《君牙》、《吕刑》、《君陈》、《康诰》、《君奭》等。伏生曾为秦朝博士，传授《尚书》已具篇名。这说明与篇名密切相关的《书序》可能在秦季即已形成，故可为西汉司马迁所采用。至汉成帝时，《书序》渐有百篇之称。扬雄《法言·问神》说：“至《书》之不备过半矣，而习者不知。……如《书序》，虽孔子亦未如之何矣。昔之说《书》者序以百，而《酒诰》之篇俄空焉。”扬雄看到《酒诰》之文却未见其《序》，表明他见到的百篇《书序》与后来总为一卷的马郑本《书序》其内容是有差异的。《汉书·儒林传》说：“世所传百两篇者，出东莱张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采《左氏传》、《书序》为作首尾，凡百二篇。”张霸伪造百篇《尚书》，所采《书序》应与扬雄所见略同。而马郑本百篇《书序》已无“《酒诰》之篇俄空”的情况，当与此前刘向父子校书有过研究整理有关。这个整编本自然是司马迁所不能看到的，但在《咸有一德》的次第问题上，司马迁的记载为什么与马郑本《书序》恰相一致呢？除了在司马迁之前已有百篇《书序》一类的东西可资参考外，更重要的依据应是他从孔安国问故，得知逸《书》十六篇内容，合理编排出《咸有一德》的次第。此即惠栋所说：“郑传贾逵之学，马迁从孔安国问，皆得其实。”[21]

关于司马迁从孔安国问故一事，《汉书·儒林传》有载：“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遭巫蛊，未立于学官。安国为谏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多古文说。”此言“逸《书》得十余篇”与《史记·儒林列传》同，后由刘向、刘歆实定为十六篇。这就是所谓《古文尚书》孔氏家传本，又称孔壁本。这个孔壁本《古文尚书》据说是“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汉书·艺文志》）时发现的，继由孔安国得之，并在“天汉以后”（《汉书·楚元王传》）献给朝廷。对此，崔适著《史记探源》大加质疑，认为武帝末年鲁共王已薨，何以得书？孔安国早卒，何从献书？司马迁生不及此，何由问故？且《史记》皆今文说，何来古文？这些问题提得都很尖锐，尚需略作分析。

《汉书·景十三王传》载，鲁恭王“以孝景三年王鲁，好治宫室苑囿狗马，季年好音”，则“坏孔子宅”必在他初为鲁王之时而非季年之事，故阎若璩认为当从《论衡·正说篇》订正“武帝末”为“景帝时”，甚有理致，是可信从。《史记·孔子世家》说：“安国为今皇帝博士，至临淮太守，蚤卒。”《史记·儒林传》说，兒宽诣博士受业，受业孔安国，由廷尉张汤推荐，补廷尉史。考《汉书·百官公卿表》张汤任廷尉在元朔三年（前126年），则孔安国任博士不晚于此年。此年至天汉四年（前97年）即武帝天汉年号的最后一年已相隔30年。故崔适袭梁启超说认为，孔安国任博士“设其年甫逾二十，至巫蛊祸作，已过五十，是时尚在，安得云早卒？”[22]其实，汉代称人早卒不必尽为年少夭亡，正如清人吴光耀所言，也有“惜其人功业不终”[23]之意。《汉书·尹翁归传》即谓其“早夭不遂，不得终其功业”。尹翁归少孤，曾为狱小吏、市吏，河东郡卒史，徙署督邮，后征拜东海太守，入守右扶风，死时必不年少。又古本《竹书纪年》记周武王卒年五十四岁，《史记·周本纪》仍谓其“蚤终”，例亦相同。孔安国在出任临淮太守之前，还担任过谏大夫，司马迁从之问故应即此时。《汉书·百官公卿表》记“初置谏大夫”在元狩五年（前118年），司马迁从孔安国问故不能早于此年。据赵光贤先生研究，元狩五年司马迁18岁，正是青年向前辈求教的年龄[24]。可见不只孔安国在天汉以后献书（非“安国家献之”）是可能的，而且此前有司马迁从之问故也不必视为“讹传”[25]。

司马迁本人习今文《尚书》，他从孔安国问故当然是讨教逸《书》十六篇有关问题。故《史记》涉及《尚书》诸篇“多古文说”，实在是渊源有自。不过这个“多”字不是说数量上居压倒优势，而是指主采今文而间有古文。章太炎《太史公古文尚书说》曾举二十许事，以证史迁用古文说。如《殷本纪》尝录逸篇《汤诰》，并采亡篇《汤征》，即是显证。再以清华简《金縢》为例，其内容与今传孔传本大体相合，当为古文《尚书》真本。但史迁所录却有异于今文而与清华简《金縢》相合的文字。如其“旦巧能”，清华简亦作“巧能”，今文则作“考能”。又如“惟尔元孙王发”，清华简亦称元孙“发”，今文则作元孙“某”。这是司马迁采用古文的铁证。当然，史迁亦有不采古文说的地方，如《金縢》“秋大熟”一节所言风雷之变诸事，马、郑持古文说，以为事件发生在周公居东归来的同年秋天，故曰“成王既得金縢之书，亲迎周公。”（《诗·豳风·东山》疏引），此与清华简《金縢》所记适相一致。可史迁录入《鲁世家》却成周公身后之事，是取伏生今文说。崔适作《史记探源》对《史记》引《书》逐篇进行考证，认为所用皆今文，“绝无古文说”[26]，不只武断，更是偏见。可见司马迁从孔安国问故是无可疑，《殷本纪》所列《咸有一德》次第与逸《书》内容相应亦无可疑。

从前面的分析来看，《咸有一德》在《书序》和《殷本纪》中所列第次，充分说明本篇为伊尹诰汤之文，此与清华简《尹诰》的内容若合符节，构成二者同为一篇文献的二重证据，同时也说明今传孔传本《尚书》以《咸有一德》为伊尹诰太甲之书必为伪作。阎若璩指出：“此篇郑康成序《书》在《汤诰》后，咎单作《明居》前。马迁亦亲受逸《书》者，即系于成汤纪内，是必与太甲无涉矣。”[27]阎氏所论虽乏具体考析，其结论却得到清华简《尹诰》的印证，确不可易。

三、清人《咸有一德》辨伪的学术理路

梅本《古文尚书》辨伪是一桩学术大案，历经宋元明清众多学者的不懈努力，终成定谳。清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是其辨伪工作最具标志性的成果。近出清华简《尹诰》、《傅说之命》等真本《古文尚书》，再次以铁的事实证明了今传孔传本《古文尚书》是伪非真，显示了清人辨伪成果的科学性。虽然前贤并无亲见战国竹书的幸运，却能慧眼如炬，洞察到梅本《古文尚书》之为伪作，确是中国学术史上最值得称道和自豪的一件大事。现在，我们利用清华简《尹诰》的发现，认真分析清人对晚书《咸有一德》的辨伪成果和学术理路，对于深化历史文献研究的规律性认识，促进学术水平的提升，想必是不无裨益的。

从清人对《咸有一德》的辨伪工作看，其学术理路大体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从文献传流觅其外证，二是从文献本身求其内证。

从文献传流角度考察梅本《古文尚书》的来源，是明清学者辨伪工作的一种重要方法。梁启超总结前人辨伪方法说：“其书虽前代有著录，然久经散佚，乃忽有一异本突出，篇数及内容等与旧本完全不同者，什有九皆伪。”[28]梅本《古文尚书》即属于这种情况。《经典释文·叙录》云：“江左中兴，元帝时豫章内史枚赜奏上孔传《古文尚书》，亡《舜典》一篇”[29]。这个具名西汉孔安国作传而由梅赜奏上的《古文尚书》，“其篇章之离合，名目之存亡，绝与两汉不合。”[30]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开篇第一条“言两汉书载古文篇数与今异”说，《汉书·艺文志》、《楚元王传》等均称孔壁《古文尚书》为十六篇，梅本乃增多二十五篇，“无论其文辞格制迥然不类，而只此篇数之不合，伪可知矣。”[31]又第三条“言郑康成注古文篇名与今异”说，据郑注《书序》，逸书十六篇篇名俱在，其中《九共》九篇，若析之则逸书为二十四篇，梅本却为二十五篇。且本为逸《书》的《九共》、《汨作》、《典宝》却不见于梅本《古文尚书》，非伪而何？尤其是《九共》九篇，补缀无从措手，“此其避难就易，虽出于矛盾，而有所不恤也。”[32]梅本《古文尚书》不只篇卷与文献记载大相抵忤，而且看不到从孔安国那里延续下来的传授系统。阎若璩指出：“赜自以得之臧曹，臧曹得之梁柳。……柳得之苏愉，愉得之郑冲，郑冲以上，则无闻焉。”[33]且不说郑冲以上“无闻”，即以郑冲论，事实上也无传授孔传本《古文尚书》的任何迹象[34]。

如果再从从微观上考察《咸有一德》本身的传流过程，也无法掩饰其斑斑伪迹。其一，郑注《礼记》所引《尹诰》，称《咸有一德》“今亡”，又注《书序》说《太甲》三篇“亡”。东汉已经亡佚的《书》篇，历经百余年的战乱与动荡，却由东晋梅赜奏献立于学官，来路不明，令人生疑。可是孔颖达的解释是郑不见古文，致有此说。不独郑玄不见，而且刘向、刘歆、贾逵、马融、服虔、杜预“皆不见也”（《尚书正义·尧典》引）。一部几代名儒都不曾见到的《古文尚书》，孔颖达却踵谬失考，信为真本。故阎若璩说：“至唐初贞观，始依孔为之疏，而两汉专门之学顿以废绝。是使此书更信于世者，孔颖达之过也。”[35]其二，《礼记》两引《尹诰》之文，在梅本《古文尚书》中却一见于《咸有一德》篇，一见于《太甲》上篇，完全违背文献传流的基本规则。阎若璩说：梅书见《礼记·缁衣》“引《尹吉》曰不知为何书，缘康成所受十六篇有《咸有一德》，知此‘惟尹躬及汤咸有壹德’出其中。……果尔，‘惟尹躬及汤咸有壹德’既窜入《咸有一德》中，何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均为《尹吉》曰，而窜入《太甲》上篇中耶？”[36]在这里需要指出，阎氏称“康成所受十六篇有《咸有一德》”应为误笔。马融说：“逸十六篇，绝无师说。”（《尚书正义·尧典》引）既无师说，郑玄何从受业？但阎氏认为作伪者取此《尹诰》之文伪作《咸有一德》，则甚为确当。同为《尹诰》之文岂可两属，这正是作伪者一时疏忽留下的破绽。

除了考察文献传流过程外，从梅本《古文尚书》各篇内容寻求作伪之迹，是清人辨伪的又一重要方法。具体到《咸有一德》篇，阎若璩等人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辨伪工作的。

其一，从文辞格制层面辨伪。宋人对梅本《古文尚书》真伪的思考，主要是从文辞格制方面着眼的。梁启超说：“各时代之文体，盖有天然界划，多读书者自能知之。故后人伪作之书，有不必从字句求枝叶之反映，但一望文体即能断其伪者。例如东晋晚出《古文尚书》，比诸今文之《周诰》、《殷盘》，截然殊体。故知其决非三代以上之文。”[37]梁氏在这里强调文章风格的差异在辨伪工作中的作用，固然是对的，但观其文章字句以寻伪迹也不失为重要途径。如《咸有一德》篇中多处使用“德”字：凡句末用“德”字者十一次，句末用“一德”字者四次，其句内所用“一”字、“德”字，尚不在此数。这种现象从后世为文的章法看，诰文似乎与篇题紧相呼应，逻辑严密。实则古书篇名多为后人追题，内容与篇题相应且重叠用字者极为罕见，此查今文《尚书》一望即知。所以阎若璩说，晚书《咸有一德》“通篇将题字面纠缠缴绕，此殆学语者所为耳。”[38]真可谓灼然有见。

在晚书《咸有一德》中，还有伊尹陈戒于太甲曰：“惟尹躬暨汤咸有一德”。对此，阎若璩指出：“夫赞襄于汤而曰‘咸有一德’，似乎喜君臣同德之助，庆明良交泰之休，于义可也。若陈戒于太甲而曰‘咸有一德’，是尹以己德告太甲，则为矜功伐善，非人臣对君之言矣。”[39]阎氏认为，伊尹面戒太甲，若自称与汤“咸有一德”，有在少主面前自夸功德之嫌，不是人臣对君主所当讲的话。这确实得乎情理。今出清华简《尹诰》此句正为叙事之辞，非出伊尹之口，证明了他的推断。

这里，附带说明一下清华简《尹诰》“惟尹既及汤咸有一德”的解读问题。郭店简、上博简《缁衣》引《尹诰》此语，“尹”后一字学者多释作“允”，今从清华简《尹诰》看，所谓“允”很可能是“既”字之讹[40]。“既”训“已”是通诂，“及”亦非连词，当作动词用。《广雅》云：“及，至也。”与甲骨文中“及”之构形及用例相合。这是说伊尹原为夏臣，已至商廷，能与汤一德同心，佐治新邦。由于伊尹自夏归商，故可曰“及”。《礼记·缁衣》郑注：“咸，皆也。君臣皆有一德不二，则无疑惑也。”其言近是。伪孔传谓此“言君臣皆有纯一之德”，是依伪经作解，不只与清华简《尹诰》文意不合，亦违《缁衣》引此以证“君不疑于其臣，而臣不惑于其君”之用意。阎若璩引郝氏言，认为篇名《咸有一德》犹言君臣“各擅一长”[41]，亦有未谛。

其二，从史实层面辨伪。晚书《咸有一德》篇首云：“伊尹既复政厥辟，将告归，乃陈戒于德。”这里交待诰文的形成背景与史实相违，留下了作伪者杜撰的痕迹。阎若璩引姚际恒语云：“诸经传记，于伊尹并无告归致仕之事。”[42]即是有力的反证。如《尚书·君奭》说：“在太甲，时则有若保衡。”保衡即伊尹。《左传·襄公二十一年》亦云：“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无怨色。”都是说“尹奉太甲归后作相之日方长”[43]，何以见得太甲始复政，伊尹即告归。又《史记·殷本纪》说：“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三年，伊尹摄行政当国，以朝诸侯。帝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反善。于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伊尹嘉之，乃作《太甲训》三篇，褒帝太甲，称太宗。”所谓太甲修德，诸侯咸归，百姓以宁，决非复政初始之事，应有相当时间的执政过程，始可见其功效。可见《咸有一德》不可能是太甲复政、伊尹告归前所作的诰辞。

其三，从礼制层面辨伪。这个问题也与伊尹面对太甲，是否当言“惟尹既及汤咸有一德”有关。阎若璩认为，“尹”是伊尹的字，他在太甲面前讲话，只能自称己名（挚），或称朕、称予、称臣，断不可自称其字，因为称字不符合“君前臣名”的礼仪制度。但在晚书《威有一德》、《太甲》篇中，“太甲既稽首于伊尹矣，伊尹又屡自称其字于太甲，岂不交相失乎？”[44]阎氏所言，若以周代礼制言之，无疑是正确的。《礼记·曲礼上》云：“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又《檀弓上》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谥，周道也。”这些都不失为有力的证据。但伊尹是夏商之际人，其时殷礼是否如此，并无确证。此外，伊尹究竟何名何字，亦多异说。如《史记·殷本纪》说“伊尹名阿衡”，《索引》又引《孔子兵书》说“伊尹名挚”，《吕氏春秋·本味》说“有侁氏女子采桑，得婴儿于空桑之中……故命之曰伊尹。”在这种情况下，说晚书《咸有一德》有违君前臣名之礼，确实难成定论。清毛奇龄则从另一角度考虑问题，认为“汤本名履，庙号天乙，其称成汤者，谥也。……假曰告汤，则汤尚未崩，焉得有‘尹躬暨汤’预称其谥之理？若谓汤不是谥，则面呼君名，尤为无状。此皆不学人所言者。”[45]毛氏以“汤”为谥，意在说明《咸有一德》应为伊尹告太甲而非伊尹告汤，以证《咸有一德》不伪。然谥法亦为周制，兴于周初[46]，谓“汤”为谥号也是以周礼比附殷礼，同样不具说服力。不过，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尚书》文本的最后形成大多在周代，即使是记事内容或材料来源早于周代的文献，在传流过程中历经变化和改造，恐怕也免不了带有周礼的色彩。以《咸有一德》论，阎若璩说：“要王肃注云：‘言君臣皆有一德’，是必当时臣工赞美汤君臣之辞，故君则号，臣则字，不必作于汤前。”[47]此言“王肃注”见于《史记·殷本纪》集解所引，阎氏从这里引伸说“惟尹既及汤咸有一德”是史臣对汤君臣的赞美之辞，而不是伊尹当面对汤讲的话，极具卓识。观今出清华简《尹诰》，“惟尹既及汤咸有一德”正为史臣叙事之辞，文中载伊尹作诰又称“挚曰”，都说明周代“君前臣名”礼俗对文本形成的影响。

其四，从材料来源层面辨伪。清人对《古文尚书》的辨伪，也采取明梅鷟《尚书考异》揭出《古文尚书》材料来源的辨伪方法。晚书二十五篇在材料上均有依傍和补缀，正如《尚书考异》卷一“孔安国尚书注十三卷”条所说：“东晋之伪，无一书不搜葺，无一字无所本。”所以考察出其原始的出处和补缀的痕迹，也就等于找到了伪证。梅鷟《尚书考异》运用这种方法非常自觉和普遍，仅以《咸有一德》论，即从文献方面列出十条证据，说明本篇是杂取先秦文献中的语句写成的。而阎若璩引姚际恒曰：“《咸有一德》‘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本仿《国语》‘《夏书》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礼记》‘《太甲》曰：民非后无能胥以寜，后非民无以辟四方’。但二者皆以‘民非后’在上，兴起下‘后非民’，乃是告君语义。今倒置之，则是告民语义，不容出伊尹对太甲之口矣。”[48]这条材料在梅鷟《尚书考异》中不曾举出，应是姚际恒的一个新发现。更重要的是姚氏通过比较，认为既是人臣告君之语，落脚点应在“后非民”上，故不得将“后非民”置于“民非后”之前，这才符合《国语》引《夏书》、《礼记》引《太甲》所言夏商君民关系的语例。晚书《太甲》篇称伊尹作书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明显带有袭用《礼记》所引《太甲》的痕迹，然其语序亦以“民非后”、“后非民”为次。这表明作伪者在伪撰《咸有一德》时欲作改装，结果因食古不化而暴露出作伪之迹。

综上可见，阎若璩等人在《咸有一德》的辨伪方面，从外证到内证多方揭其破绽，断为伪作，是可信的。尽管在有的地方还不够严密，甚至不免有错误发生，但其学术理路是清晰的，方法是得当的，结论也是正确的。如今清华简《尹诰》的发现，其辨伪成果还能经得起地下出土材料的检验，足见真正的学术精华是有生命力的。对于前人的学术成果和研究方法，需要我们认真分析与探讨，妥加鉴别与吸收。那种束书不观，訾议古人，自矜自是的做法，应该是不值得提倡的。

〔 作者杜勇，天津师范大学（天津300387）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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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学勤：《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西书局2010年版，第132页。

[②] 〔清〕程廷祚：《晚书订疑》卷下《杂论晚书二十五篇》，金陵丛书本。

[③] 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12页。

[④] 黄怀信：《由清华简<尹诰>看<古文尚书·咸有一德>》，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简帛网》，2011年3月25日。

[⑤] 程元敏：《尚书学史》，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