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數術方技類竹簡

2010年初，北京大學得到香港馮燊均國學基金會捐贈，入藏了一批從海外回歸的珍貴秦簡牘。本所隨即成立課題小組，對這批簡牘進行清理保護和整理研究。目前，全部簡牘已經作了飽水狀態下的加固保護，並拍攝了彩色照片，部分字跡模糊的簡牘還攝取了紅外影像。簡牘綴連與文字釋讀已初步完成，深入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尚待進行。爲了儘快讓學界瞭解這批寶貴資料的內容和價值，現僅就目前所掌握的情況，簡要介紹如下。這批簡牘初入藏時被淤泥包裹，黏爲一束，外覆黑色塑料膜。另有15枚竹簡和2枚木牘散落在外，置於另一容器中。經揭剝、清理，共取得竹簡762枚（其中約300枚爲雙面書寫）、木簡21枚、木牘6枚、竹牘4枚、木觚1枚。同時清理出的還有骰子1枚、算籌61根以及竹簡殘片若干。在簡牘和其他遺物堆積的上、下及外側，發現有大小不一的竹篾編織物殘片。推測這批簡牘和算籌等物，原先可能合置於一個竹笥內。簡牘殘存的編繩中，還發現了人體寄生蟲卵，表明它應是出自墓葬[1]。這批簡牘的字體都是秦隸，只有很小的一部分近於篆書。竹簡中有兩組表格形式的日曆，即秦漢簡牘中常見的“質日”，經考證應分別屬於秦始皇三十一年（前216年）和三十三年（前214年）[2]。此外，一枚竹簡的背面發現了“卅一年十月乙卯朔庚寅”的紀年，雖然其中干支抄寫有誤，但這一年仍可判定爲秦始皇三十一年[3]。根據以上情況，並參考簡牘內容，可初步判斷這批簡牘的抄寫年代大約在秦始皇時期。從竹簡中《從政之經》及《道里書》之類的文獻看來，這批簡牘的主人應是秦的地方官吏。此批簡牘的出土地點不詳。竹簡卷四中的《道里書》主要記述江漢地區的水陸交通路線和里程，其中所記水名，都是今湖北境內的河流；所見地名則大多在秦南郡範圍內，尤以安陸、江陵出現最多。考慮到以往出土秦簡的墓葬主要集中在湖北雲夢、荊州兩地（即秦代的安陸和江陵），我們推測這批簡牘也很可能出自今湖北省中部的江漢平原地區。北大藏秦簡在進行室內揭剝清理時還保存著成卷的簡冊狀態，共有10卷竹簡。清理時未作爲“卷”來記錄的少數零散竹木簡牘，現在也能根據其內容、形制，結合清理記錄，推定它們原本所屬的卷[4]。現按照調整後的結果，將北大秦簡牘的概況登錄於表一。表一所列竹簡卷三、卷六、卷八和卷九，均在簡背發現了斜度不一的刻劃痕跡，木簡卷甲則有數道交叉墨綫，可作爲編連時復原簡序的重要參考[6]。現已對這些劃綫進行了測量，有關資料及具體連接方式將來會在簡牘的資料報告集中一併公佈。此外，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竹簡卷四。它包含竹簡318枚，構成了北大秦簡中篇幅最長的一冊。絕大多數竹簡的正、背兩面都寫有文字，共抄有9段不同的文獻。正面依次抄寫《算書》甲篇、日書甲組、《製衣》和《算書》乙篇的開頭，背面接抄《算書》乙篇，然後是醫方、《道里書》、《禹九策》、《祓除》、日書乙組。這些文獻的書體不盡一致（就目前觀察，至少有三種不同書體），非一次抄成。但同一面抄寫的不同文獻在銜接處有前後交錯的現象，正、背兩面篇章的對應也很不整齊，說明本卷不太可能是由幾篇分別抄寫的簡文拼接而成。至於它是在同一簡冊中由不同抄手陸續抄寫成的， 還是經過多次增寫重編，尚有待研究。無論如何，在同一簡冊的正、背兩面，由不同書手先後抄寫內容差異極大的多種文獻，這種現象在戰國秦漢出土簡冊中實爲罕見。它爲瞭解古代簡冊制度，研究簡牘書籍的製作、流傳和使用，提供了新的資料。這批秦簡牘的內涵十分豐富，下面根據初步釋讀後所瞭解到的情況，按照篇章的內容分類順序，逐一作扼要的介紹。《從政之經》 屬卷九，共46枚簡，有2枚殘半，三道編繩。其內容與體例均近似於雲夢睡虎地秦簡《爲吏之道》， 但未發現篇題，故根據簡文內容，暫以《從政之經》爲這部分簡的題目。簡文大致可分爲六節，其中四節分別講爲官吏者之自律、修身、宜忌及治民之術，一節類似於字書的體例，彙集了與官吏職責範圍有關的字詞。以上五節均分四欄書寫，末一節以《賢者》爲題，則是通欄書寫，闡述了從政尚賢的道理。《善女子之方》 也在卷九，共15枚簡，編連在《從政之經》後。由簡背劃痕可知，其首簡與《從政之經》末簡相連。少部分簡下殘，缺失1～2字，全篇現存約850字。首簡上端標有“”號[7]，但未見篇題。因文首言“凡善女子之方”如何如何，而全篇內容也是在論述如何做“善女子”，故暫以“善女子之方”爲標題。文中言“善女子，固自正”，則“善女子”是稱呼，即美好、善良的女子。“方”有方法、規則、道理之意。“善女子之方”應是講如何做一個善女子的規則。但文中又有“若子不善女子之方”，則此處的“善”又含有“好好地做”的意思，“不善女子之方”即不好好地遵守做善女子之規則。全篇文句多押韻，以相連的若干句押某一韻，多兩句一韻，亦有一句一韻者。文章論述夫妻之道，曰“夫與妻，如表與裏，如陰與陽”，但強調爲妻者要“善衣（依）夫家，以自爲光”，要尊重其夫，“雖與夫治，勿敢疾當”，要“屈身受令”。文章先從正面講爲人婦者如何在夫家“絜身正行”，以使“居處安樂，臣妾莫亡”。又從反面講，如果不遵守善女子之規則，有種種不端之行爲，則會爲夫家所嫌棄，所不容，“有妻如此，孰能與居”。從文中所描述的情況，不僅可藉以瞭解秦官吏與士人家庭中婦女的地位，亦可從一個側面瞭解當時的倫理關係、道德觀念以及基層社會生活的景象。此篇文章成文不晚于秦始皇時期，比東漢時期班昭之《女誡》一文至少要早近三百年，而班昭在《女誡》中所引《女憲》，今已不得見，所以這篇簡文應是迄今所發現的我國古代最早專論女教的文章。數學文獻 簡牘中與數學相關的文獻佔有很大比重，共有竹簡4卷和“九九術”木牘1方。竹簡卷七的內容是田畝面積的計算，卷八的形式與卷七相似，除田畝面積外還增加了田租的計算。卷八有篇題“田書”，應是這類書的專名。竹簡卷三以及卷四的一部分，主要內容是各種數學計算方法和例題的彙編，與岳麓秦簡《數》、張家山漢簡《算數書》以及傳世《九章算術》有很多相似之處。由於未發現篇題，我們根據內容將其定名爲《算書》。在卷四《算書》甲篇的開頭還有一段長達800余字的文章，暫名爲《魯久次問數于陳起》，內容是討論數學的起源、作用與價值。這在已發現的古代數學文獻中極爲罕見，對中國古代數學思想史的研究有重要意義。根據上文對北大秦簡抄寫年代的推測，這批數學簡牘與岳麓秦簡《數》時代相近，是目前所見出土秦漢數學簡牘中數量最大的一批；其內容有不少爲前所未見，不僅對於數學史研究有重大價值，而且是重要的社會經濟史資料。《道里書》 抄寫於竹簡卷四背面中部，共66枚簡。原無篇題，據其內容定名爲《道里書》。此書主要記錄了江漢地區的水陸交通路線和里程。每簡分上下兩欄書寫，分別自右向左橫讀，其形式一般爲“某地至某地××里”，對里程的記載甚至詳盡到“步”。一欄之內的地名往往前後相連，如“甲至乙”、“乙至丙”、“丙至丁”，形成鏈條狀的交通線。所記地名大多位於秦南郡範圍內，其中縣一級的有江陵、安陸、銷、鄢、競陵、孱陵等，以安陸、江陵兩地出現最多；還有大量不見於傳世文獻的鄉、亭等小地名。另有很多稱爲“津”、“內（汭）”或“口”（指兩水交匯處）的地名，一望可知是古代的交通要衝。篇首的幾枚竹簡還記錄了江漢流域水路交通的航道里程，以及不同季節“重船”（即裝載貨物的船）、“空船”分別逆水上行和順水下行的日行里數。《道里書》是目前關於戰國末期至秦代江漢地區行政區劃和交通狀況最爲詳盡的記錄，對於長江中游歷史地理的研究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製衣》 共27枚簡，抄於卷四正面接近卷尾處。其第一、二枚簡的頭端分別寫有“折”、“衣”2 字。“折”通“製”，“折衣”即“製衣”，是本篇篇題。本篇詳細記錄了各種服裝的形制、尺寸和剪裁、製作方法，種類包括大襦、小襦、大衣、中衣、小衣、裙、襲、袴等。篇末有“此黃寄裚（製）述（術）也”一句。“裚”同“製”，即裁衣；“黃寄”應是製衣工匠名。據此可知，本篇應是黃寄所傳授的製衣之術。記載漢以前工藝、技術的書，無論在傳世文獻還是出土簡帛中都極爲罕見。《製衣》一書的發現，不僅對上古服飾研究有重要的參考價值，而且也是秦代工藝技術書的一個珍貴樣本。《公子從軍》 共22枚簡，屬卷一，其中完整簡9枚，餘均有不同程度的殘缺。兩道編繩，長約23釐米，即當時的一尺。完整的簡每枚有27～30字不等，經紅外攝影可知全篇現存約410字。篇名未見。從初步識讀的簡文內容看，是以一名“牽”的女子向“公子” 陳述之口吻， 講她與“公子”之間的情感糾葛。文中記其送“公子從軍”，故暫以此爲篇名。在文中，牽表達了對從軍之公子深切的思念之情，同時又指責“公子”對她摯愛情感之淡漠，“牽非敢必朢公子之愛，牽直爲公子不仁也”。文章頗富文學意味，多次引用詩句以述其情，如“南山有鳥，北山直羅”（唐陸廣微《吳地記》引《越絕書》文有詩句曰：“南山有鳥，北山張羅。”今本《越絕書》無）以及“有蟲其蜚，翹其羽”，“朝樹梌樟，夕楬其英”等已佚的詩句。所以此篇文章應是一篇失傳的戰國晚期的文學作品，這在傳世的與近年來出土的秦人文獻中是極爲罕見的，殊爲可貴。《隱書》 木簡卷乙爲《隱書》，共9枚，其中一枚背面題“此隱書也”4字。結合內容來看，該書應即《漢書·藝文志》“詩賦略”著錄的《隱書》一類。飲酒歌詩 簡中還有一組民間的歌謠，從內容看應是飲酒時所唱的，按照《漢書·藝文志》的分類法當屬“歌詩”。木牘W-013和竹牘Z-002各有一首，木牘M-026寫有兩首，其一作：㱃不醉，非江漢殹。醉不歸，夜未半殹。趣趣駕，雞未鳴殹天未旦。歌中勸人暢飲，語言生動，充滿情趣。與此相關，這批秦簡中還混有一枚行酒用的骰子。共有6個三角面，分別寫有“不㱃”、“自㱃”、“㱃左”、“㱃右”、“千秋”、“百嘗”，爲後世酒令之濫觴。這些文物，當爲簡的主人生前飲酒作樂所用，生動地展現了當時社會生活中自在歡快的一面。《泰原有死者》 爲1枚木牘，拈篇首語命名爲《泰原有死者》，其文是講死者復生後，從死者喜惡的角度論述喪祭宜忌。它的內容可與天水放馬灘秦簡《志怪故事》相聯繫，反映出當時的生死觀念，是一篇非常難得的文獻。數術方技類文獻 簡牘中的數術文獻共有320餘枚竹木簡多牘。按照內容可以分爲質日、日書、數占和祠祝書四大類。質日有竹簡卷〇和卷五兩組，日書類文獻包括竹簡卷二的全部和卷四中的一小部分，數占書有卷四中的《禹九策》一篇，祠祝類書則見於竹簡卷四、卷六和木簡卷甲中。另外還有一批數量不小的醫方，共80餘枚，按照《漢書·藝文志》的分類，可歸入“方技”。其中數占《禹九策》、祠祝書和醫方中的絕大部分內容爲前所未見，極具價值。記賬文書 此外，還有一批記賬文書性質的文獻。《作錢》木牘W-014兩面書寫，一面書寫有“作”應得工錢的總額及每月得錢統計，一面是逐次領取的記錄。第一面書有：“以正月辛丑六日初作，盡四月壬戌十七日。”據此推算是年二月丁未朔，四月丙午朔，與張培瑜編《秦王政元年到秦亡朔閏表》中秦始皇三十二年的曆朔相合。另外，木牘M-016、木觚M-015 及兩枚竹牘Z-010、Z-011的內容也大致是工作和收入的記錄。這類秦代的經濟文書此前罕有發現，是瞭解當時生產關係、物價水準和數學應用情況的寶貴實物資料，也有助於認識這批竹簡原主人的身份。北京大學藏秦簡牘數量可觀，內容涉及秦代政治、地理、社會經濟、文學、數學、醫學、曆法、方術、民間信仰等諸多領域，內涵之豐富在出土秦簡中實屬罕見。其中《善女子之方》、《製衣》、《禹九策》、飲酒歌詩等大量內容前所未見，另外一些如類似《爲吏之道》的《從政之經》等，則可補充深化對同類題材出土文獻的認識。北大秦簡中沒有發現成篇的“六藝”、“諸子”等經典文獻，符合秦代社會文化的普遍狀況，但其內容與以往發現的秦簡牘相比則更爲豐富多樣，而且具有鮮明的特色。尤其是文學作品和大量反映社會生活、民間信仰的文獻，展示出當時基層社會豐富多彩的一面，使我們對戰國晚期至秦代社會文化的認識大爲豐富和擴展。相信隨著整理、研究工作的深入，這批珍貴的簡牘文獻會爲我們提供更多的歷史信息，有力地推動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社會經濟、思想文化、科學技術等領域的研究。執筆：朱鳳瀚 韓巍 陳侃理原注：[1] 簡牘入藏狀態及清理、保護和科技檢測的具體情況，詳見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北京大學藏秦簡牘室內發掘清理簡報》，《文物》本期。[2] 陳侃理《北大秦簡中的方術書》，《文物》本期。[3] 乙卯朔之月無庚寅日。查張培瑜編《秦王政元年到秦亡朔閏表》（《根據新出曆日簡牘試論秦和漢初的曆法》表九，第72～73頁，《中原文物》2007 年第5期），秦始皇三十一年（前216年）十月爲乙酉朔。我們推測，或許因爲次月爲乙卯朔，致使書寫者將“乙酉”誤寫爲“乙卯”。[4] 這裏所說的“卷”是指竹簡編連爲一冊後所形成的卷，與現在根據內容所分的卷含義有別。[5] 因根據文字內容作過調整，本表中各卷的簡數與《簡報》所載發掘時的記錄已有不同，而且隨著整理過程的進展可能還會有小幅變化，請留意。另，表中的長、寬均指完整簡牘在飽水狀態下的測量長度。[6] 北大秦簡背面存在劃痕的現象，是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09級本科生孫沛陽同學參與清理時發現的。他還注意到包山楚簡和上博楚簡的簡背也存在類似劃痕或墨線，並已撰文論述，見孫沛陽《簡冊背劃線初探》，《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四輯，第449～462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我們也曾在介紹北大漢簡的背面劃痕時，簡要討論了劃痕的規律特徵和性質作用，並指出其在簡序復原中的參考價值。參看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概說》，《文物》2011年第6期。[7] 此形符號亦見於睡虎地秦簡《日書》簡二四背，爲《詰》篇第一簡，整理者認爲可能是一種表示自此即向左閱讀的標記。見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第216頁，文物出版社，1990年。選自《文物》201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