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锐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摘要】：秦“焚书”是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件大事。然而有关此事件，仍有许多未解之迷，以致学界众说纷纭。譬如挟书律的内容是什么，萧何是否收书，博士官是否可以藏书，诸子书是否被焚，秦人何以引诗书等等。本文依据前贤时哲的研究，指出挟书律可以复原为“丞相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在复原挟书律的基础上，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分析，讨论了史记、《诗》、《书》、百家语的差别，称引百家语的原则，秦是否焚民间的诸子书等问题，以及其它与学术史相关的问题。

秦之“焚书坑儒”，是关系到中国古代学术的一件大事。秦汉之际的学派问题，也与之很有关系。然而与焚书相关的事，则仍然有不少疑义。

比如焚书的范围，王充在《论衡·正说》中讲“唯博士官乃得有之”，朱子说：“如秦焚书，也只是教天下焚之，他朝廷依旧留得。”[1]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也说：“《诗》、《书》、百家语之在人间者焚之，其在博士官者存之”[2]。萧参《希通录》则又谓“天下之书虽焚，而博士官犹有存者。惜乎入关收图籍而不及此，竟为楚人一炬耳，前辈尝论之。”[3]胡三省注《资治通鉴》也说“秦之焚书，焚天下之人所藏之书耳。其博士官所藏，则故在。项羽烧秦宫室，始并博士所藏者焚之。此所以后之学者咎萧何不能于收秦图书之日并收之也。”[4]萧、胡之论，表明其前之学者多认为秦不焚博士官之书，而导致经籍亡佚的罪过，逐渐转移到了萧何、项羽身上。此后持相近论点者犹多[5]。据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卷一及方回《续古今考》卷六、二十九所载，吕东莱曾说：“萧何独收图籍而遗此，惜哉”，则首咎萧何者当为吕东莱。

但是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则标举《秦焚六经未尝亡缺考》之义，以“后世六经亡缺，归罪秦焚”为刘歆之伪说，是刘歆遍伪群经之借口[6]。康有为之说，影响很大。连启发了康氏的廖平都反受其影响，将其说写入《古学考》之中[7]，以致一时之间康、廖二人到底谁影响了谁都曾有过争论。后来廖平的弟子蒙文通先生在《经学抉原·焚书》篇中，细数秦廷称引六艺经籍之事，认为“孔子之术，诚不因坑焚而隐讳，亦不待除挟书之律而显明。”[8]

然而章太炎先生认为王充所说“博士独有其书”是误解，郑樵、马端临“沿袭斯论，遂为今日争端”[9]。顾实先生则举伏生壁藏《尚书》之事，认为博士亦不得藏书[10]。

于是关于秦焚书，就有了秦博士官是否可以存书、萧何是否收秦经史子籍以及项羽是否焚书等诸多问题。秦焚书还与《挟书律》等问题相关。前辈学者如钱穆、钱钟书等对有关问题有不少好的意见[11]，浅学思之经年，敢献愚虑以待高明指教。

一、挟书律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 仆射周青臣进颂，却引来博士齐人淳于越的批判。始皇下其议，丞相李斯言曰：

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其后是“制曰：‘可。’”这是有关秦焚书之事的详细记载，小有不同者还可参见《史记·李斯列传》等。后人论及焚书之事，常提到《挟书律》。关于《挟书律》，后人常称引《汉书·惠帝纪》所记汉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除《挟书律》”，颜师古注引应劭曰：“挟，藏也。”又引张晏曰：“秦律敢有挟书者族”。因此后人以为《挟书律》的内容是“敢有挟书者族”[12]，此文被收入《九朝律考》等书，至今不少教科书解释《挟书律》也仍然据之为说。

但是李学勤先生将上引李斯文和张家山247号汉墓竹简《津关令》比较，指出秦律令的制定有一种形式是对奏书予以认可，并比较了李斯语中和秦律相近的言语，指出李斯之言自“臣请”下面就是律文[13]。现在张家山汉简《津关令》已经公布，其律令形式是：

一、御史言，越塞阑关，论未有□，请阑出入塞之津关，黥为城旦舂；越塞，斩左止（趾）为城旦；吏卒主者弗得，赎耐；令、丞、令史罚金四两。智（知）其请（情）而出入之，及假予人符传，令以阑出入者，与同罪。非其所□为□而擅为传出入津关，以传令阑令论，及所为传者。县邑传塞，及备塞都尉、关吏官属、军吏卒乘塞者□其□□□□□日□□牧□□塞邮、门亭行书者得以符出入。·制曰：可。

□、御史请诸出入津关者，诣入传□□吏(?)里年长物色疵瑕见外者及马帜（识）物关舍人占者，津关谨阅，出入之。县官马勿帜（识）物者，与出同罪。·制曰：可。[14]

比较张家山汉简《津关令》，根据李学勤先生的意见，我们或可大致复原秦有关焚书的法令是：

丞相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

李斯所言文字中没有“挟”字，只有同义的“藏”字，所以李先生怀疑“李斯所言诣守、尉杂烧，系指当时集中施行的措施；挟书者族，则是法律中长期生效的内容，《挟书律》之名当即由此而生。”[15]李先生取调停之说，是很审慎的。

但是我们或可怀疑张晏之语仅是大略称引《挟书律》的内容（李斯之言），并非是另有所谓《挟书律》，《挟书律》应该就是上面所复原的法令。因为“敢有挟书者族”这一句话不明确、不具体，对于“书”没有具体规定，很难操作，这不可能作为法律，只能看作是对李斯之语的简单概括。类似的概括之语，还可见《论衡·正说》所说：“有敢蔵诸书百家语者刑”。此外如《太平御览》卷637：“如淳曰：秦始皇令敢有挟诗书偶语者俱为城旦也”，卷646“《史记》曰：秦皇平六国，制天下藏诗、书及偶语弃市”，卷652 “《汉书》曰：惠帝冠，赦天下，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挟书律。（如淳曰：秦皇令，敢有挟持书偶语者，为城旦舂。）”

李斯之言，前辈学者早已指出其目的是禁止以古非今，其罪至灭族；私藏《诗》、《书》、百家语的罪行均相对较轻[16]。而秦始皇既批准了李斯的动议，它具有法律性质，应该得到了比较有力的推行。坑儒之事前，秦始皇就说：“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基本上是令行禁止，他似没有必要又以更重之罪罚“敢有挟书者族”来强调其事。至若李斯之言并无“挟”字，观郭璞注《尔雅·释言》“挟，藏也”所说：“藏，今江东通言挟”，可知“挟书律”之“挟”字，很有可能是后人运用方言而称呼之，秦律原名或未必就称为“挟书律”。因此，汉代的《挟书律》之所指，就是上述据张家山汉简《津关令》所推出的内容。其原文，是以李斯的奏议加上“制曰：‘可’”的形式颁布的法令。张晏之语，应该只是略举其要。下面为讨论方便，径以《挟书律》指上述复原的法令。

基于《挟书律》，我们可以进而讨论一些复杂的问题。我们容易明白，《挟书律》所明令禁止挟藏的，是史官所藏的秦记之外的史记；博士官职掌之外的《诗》、《书》、百家语。这表明，秦廷确实允许史官、博士官拥有一定的书，古来的传统说法并没有错。司马迁在《六国年表》中说：“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司马迁所见“独有秦记”，这表明秦确实烧毁了秦记之外的许多史书，说明《挟书律》确实得以严厉实行。太史公同时也说有一些人私下藏了些《诗》、《书》，得以在废除《挟书律》之后重见天日。私藏之事，在历代毁禁书籍的事例中屡见不鲜。但是司马迁这句话容易引起歧义，他没有明言是否见到秦朝博士所在的官府有藏书。

因此顾实先生举伏生藏《书》以及孔壁藏书的例子，又据《史记·六国年表》之“《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以说明“博士官不能在秦廷藏《诗》、《书》、百家语”。顾实先生还考察秦博士，指出多文学方术士及名家人物（黄公）[17]，以证成其说。

但是马非百先生指出：“博士官所职与博士所职不同，前者指机关而言，后者则为私人”，顾实是“误机关与私人为一致”[18]。马先生之说可信。因此，博士官所在的官府，可以收藏《诗》、《书》、百家语；但是博士却不能私人自藏《诗》、《书》、百家语，因此才有伏生不得已而壁藏《尚书》之事。而且我们不能否认秦廷博士之中多儒生，譬如博士中有伏生及其师李克，还有羊子（《汉书·艺文志》列入儒家）。《史记·封禅书》记载说：“（秦始皇）即帝位三年，东巡郡县，祠驺峄山，颂秦功业，于是征从齐鲁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诸儒生或议曰……”，此处之“儒生、博士”，可以猜想儒生是以待诏博士之身份参与封禅之事。叔孙通、鲍白令之很可能都是以文学（方术）被征，待诏博士[19]，随时可以因幸被补充为博士，如叔孙通。顾实先生之说，恐怕是为了反驳康有为“秦焚六经未尝亡缺考”之说而持论太过。

至于章学诚以李斯所说“以吏为师”即学在官府之旧例，就是以博士为师之说，则驳之者已多，不必详论[20]。

二、《诗》、《书》、百家语

《挟书律》所禁的书，很明显是史记（非秦记之史）、《诗》、《书》、百家语，然尚有数事可说。

其一，史记、《诗》、《书》、百家语有区别。

对于史记，即使是史官所藏的非秦记者，也要焚毁；对于《诗》、《书》、百家语，则允许博士官收藏于官府；但是，“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则《诗》、《书》即使不烧，可藏于特别的官府，也不可偶语，而百家语尚可以谈说、称引，故《诗》、《书》比百家语容易惹祸。相对而言，博士官府藏有诸子百家书是比较保险不会出问题的，只要不以古非今。

与秦有关的《诗经·秦风》、《尚书·秦誓》，或也在严禁之列[21]。像《左传》记有部分秦事，汉代由张苍献出，看来也是先藏而后出，说明即使有部分关系到秦之历史者，也在严禁之列。但是也有学者指出“从赵氏一部分人和秦王政有关推测，或许赵都邯郸的记录也被视为与秦国间接相关的资料了吧……赵敬侯以后的邯郸记录能得到保存，流传到汉代”[22]，还有待研究。

其二，百家语可以称引，惟不能以古非今。

《挟书律》说“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对于百家语则无此严禁之语。是故我们可以明白《史记·李斯列传》记胡亥以韩非之言问李斯，李斯则以申子、韩子之语以阿胡亥之意，并非因特权而超出《挟书律》之外。或疑《史记·乐书》尝载李斯进谏：“放弃诗书，极意声色，祖伊所以惧也；轻积细过，恣心长夜，纣所以亡也”，似乎六艺仍受重视。但此处祖伊所言的“诗书”，或有所指；况且李斯并未称引任何文字。又观前述李斯奏书之言，所谓“以古非今”，主要是“非上之所建立”，“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是对于法令制度的非议，所以李斯进谏之语并未违反《挟书律》。

蒙文通先生曾举“蒙恬说《金縢》之传，蒙毅陈《黄鸟》之说”，以证“孔子之术，诚不因坑焚而隐讳。”所举两事，俱见《史记·蒙恬列传》。然而蒙毅未明引《黄鸟》，所说“昔者秦穆公杀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号曰‘缪’”，或本无“三良而死罪”五字[23]，故所言未必是《秦风·黄鸟》；蒙恬所述周公言行与《金縢》有差别，虽引有“故《周书》曰：‘必参而伍之’”（不见今《尚书》及《逸周书》），但蒙氏兄弟俱为临死前与使者之语，并非上书陈情。又蒙毅之语尚有“故曰：‘用道治者不杀无罪，而罚不加于无辜’”，当为百家之语。

其三，秦焚民间的诸子书。

至于《论衡·书解》云：“秦虽无道，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俱在”，赵岐《孟子题辞》曰：“（《孟子》）其书号为诸子，故篇籍得不泯绝”，刘勰《文心雕龙·诸子》记：“烟燎之毒，不及诸子”，孔安国《孔子家语后序》载：“《孔子家语》与诸子同列，故不见灭”，《鬻子序》言：“遭秦暴乱，书、记略尽。《鬻子》虽不预焚烧，编秩由此残缺。”不少学者遂谓秦不焚诸子书，恐怕有所误解。秦只不过是允许博士官藏诸子书。前文已说明，相对于史书、《诗》、《书》而言，诸子书的风险要少。司马迁谓“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孟子题辞》和《孔子家语后序》是说“得不泯绝”和“不见灭”，但是《鬻子序》说到“编秩由此残缺”，诸子书的情况比史记要好一些而已。《论衡·书解》则是相对于五经之残缺而说“诸子尺书，文篇俱在”，《文心雕龙》之下文便立即说到刘向校诸子书“杀青所编，百有八十余家矣。”因为汉代尚可见到不少诸子书，而《诗》尤其是《书》残缺很多，故相对而言，诸子书没有焚尽，但是也有不少毁损。马端临就说过：“《荀子》载孟子三见齐王而不言，弟子问之，曰：‘我先攻其邪心’。《扬子》载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无意而至者也。’今书皆无之，则知散轶也多矣。岐谓秦焚书，得不泯绝，亦非也。或曰：‘岂见于《外书》邪？’若尔，则岐又不当谓其不能弘深也。”[24]因此秦并非不焚民间的诸子书，只是因为诸子书尚可存于博士之官，且可以称引，故相对保存较好，但是也因为焚书而有不少散佚。

其四，“百家语”包括诸子百家之子书、传记。

俞敏先生曾据《论衡·书解》记载秦不焚诸子书，认为秦所欲焚的“百家语”之“百家”，不是指诸子，而是指“纵横之术”[25]。这一观点恐怕不可靠。前面已经解释了《论衡·书解》说“诸子尺书，文篇俱在”的原因。古代“百家”之称多见，多指诸子百家，似不见特指纵横家者。

“百家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儒家传记及子书，秦虽不禁卜筮之书，但是儒家解说《周易》的传记却属于百家语，也在焚禁之列[26]。是故马王堆帛书《易传》与今本《易传》有不同，尤其是帛书《二三子问》、《衷》、《要》《缪和》、《昭力》等篇，几乎不见于后世载籍；帛书《系辞》与今本也有所差别；而汉初数《易》的传承，也只有商瞿一系可考。这些结果，当都和《挟书律》禁百家语有关。因此，《易传》等书也是在严禁之列的。不少学者以为儒家因秦不禁《周易》才假托孔子名义传《易》，《易》到秦末才列入儒家的六经，恐怕对于《挟书律》的理解有问题。现在战国中期郭店楚墓出土的《六德》和《语丛一》中已经出现了包括《易》在内的六经名称，犹可见此说之误[27]。

其五，秦不禁礼乐，但禁百家有关学说。

秦始皇三十六年，“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及行所游天下，传令乐人歌弦之。”秦始皇死后，群臣正七庙之制。这都是秦朝兴礼乐的情况，其制礼作乐是要垂范后世，如秦始皇二十六年改周舞之名为“五行”。秦不禁礼乐，应该会允许礼乐之官有一定的书籍（汉初之礼乐，“大氐皆因秦旧事焉”[28]，叔孙通多主其事）；却并不意味着儒家的《礼》、《礼记》、《乐经》、《乐记》等可以流传。《挟书律》主要是防止人“以古非今”，自然也不许人据礼乐“以古非今”。而且《礼记》、《乐记》属于百家语的范围，是故河间献王因得不到《乐记》，才有《汉书·艺文志》所说“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之事[29]。司马迁在《乐书》中虽抄有部分《乐记》，但是不完全，有可能是采自《公孙尼子》、《荀子》等书。刘向校书，才得到二十三篇《乐记》。因此，虽然秦律、《挟书律》不禁礼乐[30]，但是蒙文通先生据秦制礼作乐之事，欲说明孔子之术不因坑焚而隐讳，恐怕有所偏差。

其六，因焚书而古书一度口传。

古代学者常有一个说法，认为古代用竹简抄写之书籍，贵重而稀少，故多是口传，到汉初才著于竹帛。现在据战国时出土之典籍来看，并非如此。看来当是因为《挟书律》，才使得有些书只能以口传的形式流传。比如非秦记之史，尤其是《春秋》及其传。是故汉初《公羊》犹口传，至汉景帝时才由公羊寿和其弟子胡毋子都著于竹帛。

说到《公羊传》，值得注意的是，《史记·叔孙通列传》记陈胜起兵山东，二世召博士诸生问。博士诸生三十余人前曰：“人臣无将，将即反，罪死无赦。”《文献通考》引郑樵之语认为“皆引《春秋》之义以对”，蒙文通先生也说这是“博士申无将之训”[31]；顾实先生则说这是不敢言《春秋》之义，二说正相反。他们所指的《公羊传》，在庄公三十二年、昭公元年并云“君亲无将，将而诛焉”，和上述博士之言尚不同，到底是不敢言《春秋》之义，还是引用其义，还有待研究。

其七，秦是否允许民间士吏藏秦记及杂抄文辞，尚有待考察。

近年出土的秦墓之中，确实少见《诗》、《书》、百家语，多为律令及日书。但是不少秦墓的年代并不明确（湖北沙市周家台秦简是比较明确的在《挟书律》颁布之后入葬的竹简），惟云梦睡虎地秦简中除律法之外尚有《编年纪》与《为吏之道》，年份相对较明确。《编年纪》记近百年秦国大事兼及小吏喜的部分事迹，仅计年份及大事，可能是抄自某种《秦记》。但是一般认为墓主便是《编年纪》中的喜，而《编年纪》止于秦始皇三十年，喜当死于此年，尚未到颁布“挟书律”之年。《为吏之道》与王家台秦简《政事之常》有相近内容，属于杂抄，学界喜欢讨论其中部分文句可见某一子家的思想。因此，秦是否允许普通士吏传抄秦记以及像《为吏之道》这样的文章，尚有待研究。

三、杂论

秦朝严刑峻法，《挟书律》的推行应该是比较严厉的。当然，会有不少人私藏《诗》、《书》百家语；但是私藏不能保存所有重要典籍。《史记·儒林列传》就说：“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

许多学者认为《挟书律》应该是到了陈胜、吴广起义就基本废止了，故认为其推行不过只有五年时间。此说有一定道理，《史记·儒林列传》记：“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及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刘邦也和咸阳民众约法三章，不问挟书律了；而且陆贾时时在刘邦面前称道《诗》、《书》。

但是，汉多承秦法，而《挟书律》到汉惠帝四年才正式废除，这也就是说没废除之前，它仍然有法律效力。李学勤先生就曾指出：“看近年各地发现的简帛书籍，战国时期经子多见，到秦以至《挟书律》初废的吕后时，出土的均符合律文所许可，直至文帝初年，情形才有改变，如长沙马王堆帛书，阜阳双古堆竹简等。”[32]张家山247号墓汉简大约下葬于吕后二年（公元前186年）或之后不久，其中有《盖庐》，属于兵法，或可称为例外。不过汉初张良、韩信就曾整理过兵法，则兵书或早就不在受限之列[33]。项羽妾冢曾经出土过《老子》，然不知其确切下葬年代。《古文四声韵》卷二收有三个出自“古老子”的“常”字，却未收“恆”字，有可能是汉文帝时期的抄本，避“恆”字讳（但是《古文四声韵》卷二有出自“古老子”的“盈”字，则或不避汉惠帝名讳）。

《挟书律》的实行，对于中国学术是一场巨大的灾难。虽然有一些学者冒生命危险保存了一些书籍，但是它仍然导致古史茫昧，六艺残缺，百家往而不返。据此我们或不难推知，萧何入咸阳收书，并没有专门收史官、博士官所掌的图书。萧何所收图书范围，《史记》、《汉书》均讲得很明白。假若萧何曾收博士官所掌之书，则六艺当不致亡缺很多。

康有为《秦焚六经未尝亡缺考》之说，恐过于武断。一者太史公明言萧何所收为律令图书，无关经史子籍。《史记·萧相国世家》说萧何收图书之效：“汉王所以具知天下阸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后来萧何更定汉律九章，当也是根据所收律令图书。二者康有为谓萧何在丞相府所收为李斯所领之图书，羌无故实。李斯被赵高谋害之后，赵高继为丞相，萧何所收者当为“申法令”之赵高所存图书；即便有李斯所藏图籍，此人倡议焚书，恐亦不便多收留六艺经籍。《汉书·酷吏传》载：“（严）延年少学法律丞相府”，由此可知丞相府主要收藏律令，故可以学法律。三者康有为过于轻视秦法“城旦”之刑，云“即不焚烧，罪仅城旦，天下之藏书者犹不少”[34]，不知城旦为四年期劳动苦役；而且《挟书律》之对象，主要为识文断字的士人和胥吏，这些人为维护自身利益（虽然高爵者尚可削爵减刑），绝非轻视城旦之刑而勇于冒险者。

此外康有为还曾经提到张苍曾为秦御史，掌柱下方书。不过康有为没有讨论萧何所收御史书的问题。关于“方书”，后世有不同的解释[35]，似以官府文书近是[36]。《史记·张丞相列传》说：“张苍乃自秦时为柱下史，明习天下图书计籍。”由此可知柱下史（御史）书的范围。我们不宜以老子曾为柱下史，以及张苍曾献《左传》，遂谓柱下方书为经子典籍。蒙文通先生据《汉书·百官公卿表》所云“御史大夫，秦官……有两丞……一曰中丞，在殿中兰台，掌图籍秘书”，以证张苍所掌为古文旧书[37]。然而藏中秘之书的天禄阁、麒麟阁，皆为萧何监造。不难理解兰台秘书之设，亦是汉世造作，只不过御史大夫之名沿袭秦制而已，不得以汉代之御史中丞掌秘书，以证秦代御史也掌古文旧书。而且，秦官府藏书当是小篆或隶书抄写，恐不会是东方六国的古文。

孔安国《孔子家语后序》说《孔子家语》因“高祖克秦，悉敛得之，皆载于二尺竹简，多有古文字。”然而并没有具体说是不是萧何抑或他人收集《孔子家语》（汉高祖本人当不会亲自做此事），也没有说是不是得自于史官、博士官府。倘为博士官所掌者，应该为秦小篆或隶书所写，又有许多重文可以对照，似不应该有很多古文字[38]；故很有可能并非是博士官所掌者，而是民间藏书。孔安国的《孔子家语后序》，昔人疑其伪造，还有待研究[39]。

又汉兴后孔安国所得古文《尚书》五十六篇，而王充在《论衡》中的《佚文》、《正说》两篇均提到汉成帝有百篇《尚书》之事。论者或以此为中秘《尚书》，以证“《书》固未尝亡”[40]。然此两篇亦记魯恭王坏孔子宅得《尚书》百篇，当即成帝之百篇《尚书》。而刘向、班固等皆说孔壁《尚书》为五十余篇，故阎若璩以为王充得于传闻，不可据[41]。但是《汉书·艺文志》确有不载之中秘书，其尤者为古文《易》，如《汉书·艺文志》明明说：“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但是却没有在《易》下写出古文《易》。不过《汉志》不录古文《易》，有可能是因为它“与施、孟、梁丘三家经无篇章、卷数的不同，虽然与立于博士的三家经文偶有文字的不同，无关乎经说，故不著录于《艺文志》”[42]；更可能是《别录》/《七略》有不同，如今存刘向《别录》佚文有《楚辞》、《老子》等书的《叙录》，其书却不见于《汉书·艺文志》（刘歆对《楚辞》可能有新编排，至于《老子》，或说作《七略》时，中秘所藏时无其书），是故不能以《易》之例证王充之言。

余嘉锡先生认为萧何有可能收集了兵法[43]。但是此说尚缺少佐证，或亦可谓张良、韩信入关后收兵法，其后遂继以校书之事。如此则其他个别官员也有可能收集其它书籍。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余嘉锡先生谓指“秦时国家所藏之书散乱失次”[44]。则司马迁“紬石室金匮之书”，就是曾看到了这些藏书，他也多次提到《秦记》[45]。又云“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但是所得遗文古事没有说明具体来历，以及何人所收。恐怕不是“刀笔吏”萧何，有可能是其他官员战乱间断续为之，故致六经残缺。司马迁没有说项羽火烧咸阳与“石室金匮之书”的关系，是故我们不宜将古籍残缺不归罪秦始皇、李斯而归罪项羽。而且即便项羽火烧宫室，“石室金匮”也尚可稍微防患[46]，不比秦之专门点名焚书。

[1]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38，第3277页。

[2] （元）马端临：《总叙》，《文献通考·经籍考》卷1，第8页。

[3] （元）萧参：《希通录（及其他一种）》，“丛书集成初编”2889。

[4] 司马光编著、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7，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244页。

[5] 参陈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36－41页。

[6] 康有为“秦焚六经未尝亡缺”之说，或是依郑樵《通志·校雠略》之说而来。《史记·萧相国世家》说“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郑樵于是说：“萧何入咸阳，收秦律令图书，则秦亦未尝无书籍也。”康有为遂谓萧何收得六经。

[7] 廖平：《古学考》，《廖平选集》，成都：巴蜀书社，1998年，第125页。

[8] 蒙文通：《经学抉原》，《经史抉原》，成都：巴蜀书社，1995年，第57页。

[9] 章太炎：《秦献记》，《章太炎全集》，第四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9－71页。按：王充原文是“唯博士官乃得有之”，章太炎引为“博士独有其书”，有不同。章太炎所作《秦献记》、《秦政记》，有特定思想背景，不可视为考史之作。

[10] 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第5页。

[11] 钱穆：《两汉博士家法考》，《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钱钟书：《管锥编》，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版，第258－263页。

[12] 实际上，古书中尚有其它不同说法，如《太平御览》卷637记：“如淳曰：秦始皇令敢有挟诗书偶语者俱为城旦也。”卷646：“《史记》曰：秦皇平六国，制天下藏诗、书及偶语弃市。”卷652“《汉书》曰：惠帝冠，赦天下，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挟书律。如淳曰：秦皇令，敢有挟持书偶语者，为城旦舂。”

[13] 李学勤：《从出土简帛谈到〈挟书律〉》，黄留珠主编：《周秦汉唐研究》，第一册，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

[14]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著：《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83、84－95页。

[15] 李学勤：《从出土简帛谈到〈挟书律〉》，黄留珠主编：《周秦汉唐研究》，第一册，第4页。

[16] 钱穆：《两汉博士家法考》，《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第188页。

[17] 顾实先生还谓秦有占梦博士，恐不当，参徐复：《秦会要订补》及《附录》所收金少英《秦官考》，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03、476页。

[18] 马非百：《秦集史》，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896页。

[19] 施之勉先生根据《说苑·至公》云“博士七十人未对，鲍白令之对曰”之文，以为鲍白令之非博士。马非百非之（见氏著：《秦集史》，第899页）。钱穆先生引蒙文通之说以鲍白令之为秦博士（见钱穆：《两汉博士家法考》，《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第193页）。

[20] 参徐复：《秦会要订补》，第138页；李学勤：《从出土简帛谈到〈挟书律〉》，黄留珠主编：《周秦汉唐研究》，第一册。

[21] 马端临在《文献通考·经籍考·总叙》已提及：“今下令焚《诗》、《书》，而曰‘史官非秦记皆烧之’，则《秦誓》、《秦风》亦秦记也，独非《诗》、《书》乎？”见（元）马端临：《总叙》，《文献通考·经籍考》，第7页。

[22] [日]藤田胜久著，曹峰、[日]广濑薫雄译：《〈史记〉战国史料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月，第292页。

[23] [日]泷川资言、水泽利忠：《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6年，第1587页。

[24]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卷11，第293页。

[25] 俞敏：《说“百家语”》，陆宗达主编：《训诂学研究》，第一辑。

[26] 参李学勤：《帛书〈周易〉的几点研究》，《文物》，1994年第1期。

[27] 参廖名春：《论六经并称的时代兼及疑古学说的方法论问题》，《孔子研究》，2000年第1期。

[28] 《汉书·礼乐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