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有关阏与和乌苏的古文字资料为中心

张润泽 孙继民

邯郸学院历史系 河北省社科院

内容提要：《史记》、《战国策》等文献记载了多次先秦时期阏与之战，然而，人们对阏与的地望说法不一，到唐代就已经出现三说并存的状况，即：武安说、乌苏说、和顺说等。武安说多被学界否定，阏与地望的分歧主要是在今山西沁县乌苏还是在今山西和顺西北。以往有关阏与、乌苏地望的研究主要是依据传世典籍资料进行，即便有对出土古文字资料有所涉及的成果，也主要是对阏与、乌苏的字音、读音着墨的较多，对其字形及异同、变化考虑的较少。本文从三晋货币铭文和兵器、简牍文字考证阏与地望，发现战国时期“乌苏”和“阏与”两地并存，乌苏自是乌苏，阏与自是阏与；阏与不可能在今天山西沁县的乌苏城，阏与地望在今山西和顺西北说可信。

关键词： 阏与 武安 乌苏 和顺 三孔布

一

战国时期的阏与，一向为兵家必争之地。古代文献记载有关阏与之战有多起。如公元前353年的魏赵阏与之战，《史记》卷四十四《魏世家》云：“如耳见成陵君曰：‘昔者魏伐赵，断羊肠，拔阏与’”[①]。公元前270-公元前269年的秦赵阏与之战，《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云：“二十九年，秦、韩相攻，而围阏与。赵使赵奢将，击秦，大破秦军阏与下，赐号为马服君[②]”。《史记》卷五《秦本纪》：“三十八年，中更胡伤（阳）攻赵阏与，不能取[③]”。公元前236年秦王翦伐赵阏与之事，《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云：“十一年，王翦、桓齮、杨端和攻邺，取九城。王翦攻阏与、橑杨，皆并为一军[④]”。秦汉之际有关阏与的记载，公元前205年，韩信破代的阏与之战，《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云“汉王遣张耳与信俱，引兵东，北击赵、代。后九月，破代兵，擒夏说阏与[⑤]”。《汉书》卷三十四《韩彭英卢吴传》云：“汉王与兵三万人，遣张耳与俱，进击赵、代。破代，禽夏说阏与[⑥]”。其中，对赵惠文王时期的秦赵阏与之战记载最为翔实的当为《史记》卷八十一《廉颇蔺相如列传赵奢附传》：

秦伐韩，军于阏与。王召廉颇而问曰：“可救不？”对曰：“道远险狭，难救。”又召乐乘而问焉，乐乘对如廉颇言。又召问赵奢，奢对曰：“其道远险狭，譬之犹两鼠斗于穴中，将勇者胜。”王乃令赵奢将，救之。

兵去邯郸三十里，而令军中曰：“有以军事谏者死。”秦军军武安西，秦军鼓噪勒兵，武安屋瓦尽振。军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赵奢立斩之。坚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复益增垒。秦间来入，赵奢善食而遣之。间以报秦将，秦将大喜曰：“夫去国三十里而军不行，乃增垒，阏与非赵地也。”赵奢既已遣秦间，卷甲而趋之，二日一夜至，今善射者去阏与五十里而军。军垒成，秦人闻之，悉甲而至……即发万人趋之。秦兵后至，争山不得上。赵奢纵兵击之，大破秦军。秦军解而走。遂解阏与之围而归。[⑦]

关于《史记》阏与的地望，《史记》三家注的解释存在抵牾。《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阏与条，《史记正义》引李泰《括地志》云：“阏与，聚落，今名乌苏城，在潞州铜鞮县西北二十里。又仪州顺和县城，亦云韩阏与邑。二所未详。又有阏与山在洺州武安县西五十里，盖是也。[⑧]”对于《史记》卷四四《魏世家》涉及到的阏与，《史记正义》云：“阏，于连反。与，音预。羊肠坂道在太行山上，南口怀州，北口潞州。阏与故城在潞州及仪州。若断羊肠，拔阏与，北连恒州，则赵国东西断而为二也[⑨]”。于《史记》卷五《秦本纪》记载的赵奢阏与之战，《史记集解》引孟康曰：“音焉与，邑名，在上党涅县西。”《史记正义》曰：“阏，于达反。与音预。阏与聚城一名乌苏城，在潞州铜鞮县西北二十里，赵奢破秦军处。又仪州和顺县即古阏与城，亦云赵奢破秦军处。然仪州与潞州相近，二所未详。又阏与山在潞州武安县西南五十里，赵奢拒秦军于阏与，即山北也。按：阏与山在武安故城西南，又近武安故城，盖仪州是所封故地”[⑩]。综合《史记正义》所引历代注释，可见唐代以前阏与地望有三说：铜鞮县西北乌苏即今山西沁县乌苏说；仪州和顺县即今山西和顺说；洺州武安县即今河北武安说。

以上阏与地望三说，近代以来学者仍多有论及，杨守敬、熊会贞等多主张今山西和顺说，钱穆[11]、马非百[12]、靳生禾[13]等主张今山西沁县乌苏说，范文澜[14]、雁侠[15]等主张今河北武安说。但三说之中，乌苏说与和顺说交织纠缠在一起，纷繁复杂，下文将专门探讨，这里先谈武安说。

持武安说的学者认为“阏与应为赵国山关名，《史记·赵世家》：‘赵使赵奢击秦，大破秦军阏与下’” ，“由此看来，阏与应是山名”，“阏与应在武安西南，‘攻阏与，拔九城’。又作‘拔邺九城’，表明阏与近邺，而邺近武安。由《廉颇传》亦知阏与近武安，否则不会秦在阏与而武安屋瓦皆震，军吏也不会舍命请求急救武安。赵奢因阏与战有功而号马服（马服山在武安东，近武安），亦说明阏与与武安接近”[16]。然而，阏与武安说信从者甚少，在晚清民国时期就被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所否定：

郦氏合阏与聚、梁榆为一，其说是也。其地在今和顺、榆社之间，于汉晋时属沾县，于赵时属武安，故《赵奢传》言秦军武安西也。《隋志》谓在隋之武安，已为非是，《元和志》、《史记·正义》更谓在武安西南五十里，若然，则去邯郸不过百余里，何须卷甲二日一夜至，而仍去阏与五十里乎？皆由不悟史迁武安西之文，所包甚广，不得于隋唐之武安求之也。[17]

战国的阏与东属于战国武安的范围，非唐时的武安概念。后世持阏与为武安说者，都是“不悟史迁武安西之文，所包甚广，不得于隋唐之武安求之也”。《水经注》：“其水又南，得梁榆水口”。会贞按：“《隋志》武安有榆溪”。查《隋书·地理志》武安郡条：“武安，开皇十年分置阳邑县，大业初废入焉。有榆溪，有阏与山，有寖水”[18]。《太平寰宇记》卷五十八河北道七洺州永年县条：“榆溪山。洺州记：‘山有榆溪水，因以名之。’”[19]今天山西和顺古称梁榆，有梁榆水（清漳河）经过。《隋志》认为武安有榆溪。唐宋时期人们错把梁榆水当做榆溪，把武安也称之为阏与了。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十五河东道四“武安县”条：“阏与山，在县西南五十里。赵奢拒秦军阏与，即此山也”[20]。该书卷十五校勘记认为：“阏与山 考证：此本括地志，乃唐人误会史记之讹，已详前和顺县，赵奢传：‘秦围阏与闻赵发兵救，故进逼武安，欲摧其锋。奢坚壁二十日不出，示无救阏与意。秦军安之。乃出其不备，直驰二日一夜而至阏与，解其围。’其不在武安，明矣”[21]。《史记地名考》也认为：“隋志：‘武安县有阏与山。’疑出后人增饰，不可信”。 [22]

从《史记》之《廉颇传》所记赵奢事迹分析，考虑到离邯郸30里而驻扎下来，用“二日一夜”赶到距离阏与五十里处筑军垒。《史记正义》中认为武安说“疑其太近洺州”，两日一夜的路程应该排除武安说的可能。太行山东侧的武安因为距离邯郸太近，不超过100里，用不了二日一夜的路程。古人行军一日一夜就可达三百余里，如：《三国志》卷三十二《蜀书》的《先主传》：“曹公以江陵有军实，恐先主据之，乃释辎重，轻军到襄阳。闻先主已过，曹公将精骑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及于当阳之长坂”[23]。又：《北史》卷六齐本纪上“神武揣其岁首当宴会，遣窦泰以精骑驰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神武以大军继之”。 [24]按照古代行军速度，两日一夜的古代行军路程一定超出邯郸到战国时期武安（即今天的武安市区西南五十里武安故城固镇[25]）的距离，阏与地望因此可以排除在武安的可能。

既然阏与地望不可能位于太行山东侧的武安，那么它只能位于太行山西侧，今山西和顺西和山西沁县乌苏城二者必居其一。

二

以上武安说实际上已被学界排除，剩下只有两说，即和顺说与乌苏说，下面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对这两说加以辨析。

我们知道，以往有关阏与、乌苏的研究主要是依据传世典籍资料进行，相当程度上忽略了对出土古文字资料的利用与分析，即便对出土古文字资料有所涉及的成果，也主要是从阏与、乌苏的字音、读音等处着墨，对其字形异同、变化考虑较少。实际上，只要对出土古文字资料涉及阏与、乌苏的字形资料进行深入分析和仔细观摩，我们就可以对这一问题取得突破性的认识。

就目前笔者有限所见，涉及阏与、乌苏的出土古文字资料主要有三组（例），分别是属于古货币文字的与和於疋，属于古兵器文字、古简牍文字的“閼舆”。与一组文字目前只见一例[26]，为圆肩圆足三孔布，首先见于《东亚钱志》“7·14”[27]，《中国钱币大辞典·先秦编》也有收录[28]，也见货系2480。裘锡圭先生1978年发表的《战国货币考（十二篇）》有此文字的摹写（字形见图一）。

於疋一组文字比较多见，为小方足布，见于黄锡全《先秦货币通论》172页图9和图10，分别为小方足布铭文“於疋”和 “於”[29]。《中国钱币大辞典·先秦编》收入这两种小方足布，梁晓景先生称之为“平裆方足平首布”，面文隶定为“乌疋”和“乌”，其中“乌”布收藏在上海博物馆[30]。李家浩《战国於疋布考》一文介绍了六枚这样的小方足布，其中有一枚小方足布铭文“於疋”见于日本学者奥平昌洪的《东亚钱志》卷四页二四下[31]。此布也见于“李光庭《吉金志存》1.13.7和倪模《古今钱略》6.7.4”[32] 。“於”布也见于李左贤《古泉汇》4.14.1和丁福保的《古钱大辞典》1140.1218等。於疋布出土比较多，1984年河南省郑州市北郊沟赵乡砖厂出土一罐方足布，共2065枚，其中也有於疋布，不过“於”字为反文[33]。在河北易县燕下都曾出土过1100余枚布币，其中有“於疋”（乌疋）方足布5枚[34]。所以於疋布存世比较多。

图二

阏与一组文字见于古兵器和古简牍各有一例。见于古兵器的字例是1976山西临县窑头村出土的“阏与戈”，[35]（见图二），此戈全长26.5、援长17、胡长12、阑长16.5、内长10.3厘米，长胡四穿，上铸铭文“閼舆”二字” （图三）[36]，见于古简牍的字例是湖北云梦县睡虎地11号秦墓出土秦简《编年记》所记的“卅八年閼舆[37]”，此简的整理者认为阏与地望为今山西和顺。

关于与一组文字的释读，裘锡圭《战国货币考（十二篇）》认为：

三孔布面文为“与”二字，疑当读为“阏与”，“阏”从“於”声，“疋”、“於”古音同部。阏与在今山西和顺县西北，战国时为赵邑。《史记·魏世家》：“如耳见成陵君曰：昔者，魏伐赵，断羊肠，拔阏与……”。《史记·秦本纪》：“（昭王）三十八年，中更胡伤攻赵阏与，不能取。”[38]

裘锡圭先生在这里将货币面文释读为“与”，《中国钱币大辞典·先秦编》编者梁晓景称之为三孔平首布，释读为“舆” （见图四）：

战国晚期青铜铸币，铸行于赵国，流通于三晋等地。属小型布。面文“舆”。背部铸“十二朱”。“ 舆”，通作阏与，古地名，战国属赵。《史记·魏世家》：“昔者，魏伐赵，断羊肠，拔阏与。”《史记·秦本纪》：“（昭襄王）三十八年（公元前269年），中更胡伤攻赵阏与，不能取。”在今山西和顺西北。一般通长5.3、面宽2.8厘米。极罕见。[39]

除了将圆肩圆足三孔布面文读为“与”或““舆”外，李家浩先生则以面文作“与”，认为应读为“且居”。理由是：“与”、“居”古音相近可通，疑三孔布币文“与”应当读为“且居”，《汉书·地理志》上谷郡还有“且居”县，其地在今河北省宣化县东南[40]。后来他发现古玺印有“；居司寇”，其中“居”即“且居”[41]，所以他认为三孔布“与”究竟读什么还难以确定。

何琳仪先生认为，三孔布“与”也作“与”，读为“且居”，属上谷郡，因为《战国策·秦策五》，“赵攻燕，得上谷三十六县，与秦什一”，战国末年属于赵国，应是较晚的三孔布[42]。何琳仪认为三孔布“与”也可以释读为“且如”[43]，见《地理志》代郡[44]。

黄锡全先生认为“与”其地似乎不可能是“且居”或“阏与”[45]。他以为1976年山西临县窑头村出土了“閼舆戈”，此铭文“閼舆”二字与世传文献记载一样，从而怀疑三孔布“与”是否读为“且居”或“阏与”[46]。2005年他又提出“我们怀疑三孔布‘与’有可能是‘夷舆’。夷，喻母脂部。疋，旁母质部。胥为心母鱼部，但从胥得声的壻（婿）就属心母脂部。夷、疋韵部脂质对转。夷舆县，西汉置，隶《汉书·地理志》上谷郡，王莽曰朔调亭。其地在今河北延庆县东北，其名当沿袭战国。此地战国晚期当属赵” 。[47]

图五 图六 图七 图八 图九 图十

关于小方足布铭文“於疋”的释读。李家浩先生的《战国於疋布考》一文确定这个“於疋”就是乌苏（见图五-图十[48]）。李先生的理由是：金文“乌”与“於”通用，“於”与“乌”在古代是同一个字，在战国文字中还能见到“乌”或写作“於”的情况。《穆天子传》卷三“於鹊与处”，郭璞注:“於，读曰乌”。 再看“疋”字，“疋”与“苏”古音同属心母鱼部，因此，“疋”字从“疋”声与“苏”字古通。如《太平寰宇记》卷十所记的河南商水县附近地名“扶苏”，战国陶文作“夫疋”[49]。《六韬·虎韬·军用》所记的兵器“扶胥”，《周礼·夏官·司戈盾》郑玄注作“扶苏”[50]。

有学者认为“乌苏”为“阏与”音转而来[51]，说明“於疋”或“乌苏”与“阏与”古音字形相近。“乌苏”与“阏与”两地很容易混淆。李家浩曾指出两地易于出错的原因：

“於疋”或“乌苏”又与“阏与”古音相近(“阏”从“於”声，“疋”、“苏”、“与”三字古音同属鱼部)，而且“乌苏”与仪州之“阏与”的距离也很相近，故后世将“於疋”或“乌苏”讹为“阏与”。唐朝潞州之乌苏城在今山西省沁县西，战国时属于韩国的疆域，於疋布应是韩国所铸[52]。

李家浩先生还强调：

连《括地志》的作者也不清楚赵之“阏与”到底在哪里。其实潞州之“阏与”是“乌苏”的音讹，“乌苏”即上揭币文的“於疋”，与赵之“阏与”无关。古代“於”与“乌”、“疋”与“苏”相通的例子很多[53]。

李家浩先生把“於疋”释读为“乌苏”，认为该地望在今山西沁县西，强调非阏与。吴良宝先生也认为战国韩国存在“乌苏”这个城邑，“於疋”即“乌疋”[54]，可释读为“乌苏”，认为“乌疋”“位于韩国北境的上党郡境内”。[55]“乌疋（1950）、”乌（1953）：李家浩以为即乌苏”，“在今山西沁县西”[56]。

关于阏与一组文字的释读，无论是古兵器上的字例还是古简牍上的字例，因为其字形与今繁体字“閼舆”没有多大区别，因此学者之间并无异议。陶正刚[57]、常福江[58]即将戈铭释读为“阏与”，认为地望在今山西沁县。何琳仪先生也释读为“阏与”，认为：“《说文》‘阏，遮拥也。从门，於声。’阏与戈‘阏与’，地名。《史记·秦本纪》昭襄王‘三十八年，中更胡阳攻赵阏与。’在今山西和顺。[59]”至于湖北云梦县睡虎地11号秦墓出土秦简《编年记》所见古简牍的字例“卅八年 阏与[60]”，整理者以及后来的研究者均释为“阏与”无疑。